陈寅恪与傅斯年

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键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3】。
第三部分 第42节：南国的冬日(2)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留下来的。
    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他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途可望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陈伯达、郭沫若辈没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那孤独身影的存在。【4】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伯达、郭沫若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名单中，颇为识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名单很快得到了上边的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他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傅斯年在台湾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岭南大学任教的陈氏，请其赴台任职，但陈寅恪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而台湾方面"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氏保留着位子，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才由劳幹继任此职，由此可见傅斯年与台湾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重和寄予的深切期望。
    1949年6月，溃败中的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其中有三位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异常重要的职务，一为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中研院院长，二是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三为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受傅斯年之请托，曾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速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同傅斯年一样，杭立武自然也深知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态度强硬，不予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直到这年的10月初，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并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陈寅恪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可成行，但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出境而留在了岭南大学。究其原因，或许如"文革"期间陈寅恪第七次交代稿所言："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这个说法得到了后世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但也有少数人如余英时者，则认为不然，谓唐筼当时已赴香港探听虚实，为陈寅恪出走打前站，只是因故未能成行云云。可惜余氏搜罗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陈寅恪本人的说法，故未能形成大的气候，也未能达到扰乱视听，混淆是非的效果。【5】
第三部分 第43节：南国的冬日(3)
    此时的陈寅恪似是抱定终老岭南的决心，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香港，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个中的原委，陈寅恪自有不便向外人道处。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史学家、陈寅恪学生辈人物赵俪生，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晚年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对当年名噪一时的所谓"创造社"成员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为人处事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6]
    时在清华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知道发生在华北大学的这一幕，但直接或间接地从各色接收大员的神态、口气与做派中，一定感受到了这种萧杀、紧张的气氛和起自北方的寒意。因而，当清华园被接管之时，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已成为红人的吴晗等人撺掇下，曾寄信劝其重返清华，均未奏效。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谓"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7】，等等，但陈寅恪仍像当年对待杭立武一样不为所动，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8】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因而他不为劝说者和所谓的"中间人"所动，继续留在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大）静观其变。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9】。这个时候，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与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当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当年的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是何等地不自量力与糊涂。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10】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