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第三部分 第44节：南国的冬日(4)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氏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对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从以上的谈话中，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和范文澜等辈所谓"新史学大师"们极大不满，从内心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悲鸣与愤慨。这次长谈，标志着陈寅恪向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11】。无奈的汪篯只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傲的身影，陈、汪师徒之间的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第三部分 第45节：汪篯、向达的悲剧(1)
    ◎汪篯、向达的悲剧
    汪篯自南国中大校园返回北京三年后的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运动开始，一夜之间众多儒生士子被打成站在共产党与人民"对立面"的阶级敌人。至1958年，全国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躲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纸糊的呈宝塔状的"桂冠"，但仍划入"中右"圈内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是受到了周恩来与广东省高官陶铸等人的暗中关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风潮狂飙突起，全国高校掀起了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源》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运动。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强硬态势与对立面展开论战甚至混战，一时举国震动，天下胆寒。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之时，南北两地的学术界似乎仍没忘记隐居岭南的陈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已十分困难。自感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无情遭拒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辈，趁机向陈氏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战略。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的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12】此时的范文澜尚知自己肚里装着多少墨水和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但到了郭沫若那里，就变得底气十足，霸气冲天，直接指名道姓地与陈寅恪进行单练了。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原清华教授，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16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好社会主义之功……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又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此信于6月10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
    早些时候，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已挂满了几万张大字报，自然包括对陈寅恪的口诛笔伐，但仅限于学术方面的攻击。当郭沫若的"雄文"一出，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中山大学"革命者"如饥饿苦寒的狼群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嗅到了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顿时野性横生，凶相毕露，纵身跃入草莽展开对猎物的追逐捕杀撕咬。中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标语。中山大学部分师生，借机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欲将走路都极其艰难的陈氏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革命者"欺师灭祖，造反有理的勇气与豪情。另有一批流氓无产者，见"尊敬的郭老"已公开点名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挥刀开战，认为投机献媚、广显神通，具有人生转折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斯人当无愧地担当起批陈倒陈的"革命重担"。于是，除了在校园大字报中叫嚣要对陈寅恪拳打脚踢，刀锯斧砍，烹煮分食，挫骨扬灰外，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大历史系学生，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从而渴望能够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实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美梦，开始制造一发发用白纸黑墨制成的炮弹，借全国报刊的强大威力，对陈寅恪展开了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其中一文说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生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13】
    面对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毅然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