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八：汉武的帝国

  元朔二年，齐相主父偃被杀。
  元狩四年，前将军李广自杀。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下狱自杀。
  元狩六年，大司农颜异被杀。
  元鼎二年，御史大夫张汤自杀。
  元鼎二年，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元鼎五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
  天汉三年，御史大夫王卿自杀。
  征和二年，丞相公孙贺下狱死。
  征和三年，丞相刘屈下狱腰斩。
  后元元年，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
  以上十三人，都在汉武时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御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单中的，还有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以及新太子（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他们有的死于汉武帝的淫威，有的死于他的峻法。
  比如李广。
  长年在边疆保家卫国的李广，是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他曾经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让匈奴长期不敢来犯。汉文帝甚至感叹他生不逢时。文帝说，李广如果生在高帝时代，封万户侯又算什么！
  然而李广却被逼自杀。
  李广实际上是被汉武帝害死的，尽管汉武帝并不负直接责任。元狩四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很愿意争取最后的辉煌。
  可是作为前将军，李广接到的命令，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其实另有原因。原来，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李广命数不好，是单数。孤星照命，让李广打头阵，恐怕不吉利。
  汉武帝一句话，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
  正好卫青也有私心。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由于东路难走，又没有向导，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甚至审判。
  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李广却不肯配合。他说：我老了，无法再对簿公堂。于是拔刀自尽。消息传出，全军皆哭。老百姓听说，也都哭。
  那么，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也不申诉？
  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想当年，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就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将兵百万，位极人臣，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便被下狱罚为苦力。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帝国却不依不饶。
  我们知道，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着称的。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便会被绳之以法，何况武帝时代？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李广又哪里是对手？
  所以，受审即受辱。
  士可杀不可辱，李广选择了死。
  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遇难，是因为李陵。李陵是李广的长孙。李广自杀十九年后，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祁连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结果被八万人团团围住。李陵血战八天而救兵不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显然，李陵之败，是因为李广利指挥失当，救援不力。
  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当然不会被追究责任。相反，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被视为别有用心。
  于是，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法办。
  司马迁被判处的是死刑。依照当时的律条，死刑可以用钱赎买，也可以用腐刑顶替。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周围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广那样去死，则《史记》无法完成。司马迁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宫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阴茎，女的破坏阴道。这当然极其残忍，也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无法忍受，因此在汉文帝时一度被废。不过，此刑很快又被帝国恢复，直到隋文帝开皇初年才被彻底废除。
  可惜，司马迁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汉武帝。他只能去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浃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变成
  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种痛苦，汉武帝知道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让你痛苦。更险恶的是，他的制度居然这样设计：要么去死，要么受辱。尊严和性命，只能二选一，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钱。
  请问，这是什么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看来，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国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专制，只不过“依法专制”而已。任何人权都不会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尊严。
  德治和儒术，就更靠不住。
  的确，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他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赞美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可惜，这位伟大的圣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国的统治者，哪怕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
  更何况，汉武帝又何尝当真尊儒？在他那里真正吃得开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笔吏。
  又见秦政
  刀笔吏的代表人物是张汤。
  张汤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时候，老鼠偷了他们家的肉。被父亲责打的张汤，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归案，而且鼠赃俱获。于是，小张汤升堂问案，读诉状，出证据，录口供，最后将老鼠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这事让张汤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担任长安县丞（副县长）的张汤之父，便把儿子送去学习法律。学成之后，张汤成为专业法官，从基层法院的办事员做起，一直做到帝国的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他也成为西汉着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作风相反的则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吕后时有侯封，文景时有郅都，武帝时更可
  以开出长长的名单：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可谓于斯为盛。
  这当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复杂的，酷吏与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温舒死后家财万贯，尹齐的家产却不满五十金，张汤的则只够买五匹马。可见张汤和尹齐，虽然枉法，却不贪赃。他们是酷吏，同时也是清官。
  事实上也有两个张汤：好官张汤和酷吏张汤（尽管两个张汤是同一个人）。好官张汤的故事和意义，我们到第四章再讲，这里只说酷吏张汤。
  酷吏张汤的代表作，是颜异案。
  颜异被害时的官职是大司农。大司农是九卿之一，即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物价、国库、土地、交通运输和盐铁专卖也都归他管。颜异得罪汉武帝，便是因为金融货币问题。
  元狩六年，汉武帝和张汤发明了一种新货币，叫白鹿皮币。具体地说，就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水草，价值四十万。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皇帝，必须用白鹿皮币垫着玉璧，才能行礼。
  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因为一块苍玉才几千块钱，垫子倒要四十万，岂非本末倒置？
  汉武帝很不高兴。
  于是张汤将颜异下狱，判处死刑，罪名是腹诽。腹诽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这种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就连这也不能成立。因为颜异不赞成白鹿皮币是公开的，并没有欺上瞒下，又何尝腹诽？
  但，君臣意见不一原本正常。颜异作为财政大臣，对经济政策发表看法，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只能节外生枝，故意找茬。
  然而证据居然被张汤找到。有一次，某人在颜异那里做客，谈话时对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满。颜异当时什么都没说，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于是张汤起诉说：这就是腹诽。欺君罔上，心怀不轨，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汉武帝很满意。
  显然，这不是法治，而是专制。或者说，以法制行专制。在这里，法制跟儒术一样，不过是装饰品。但，装饰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来做帮凶。
  所谓“刀笔吏”便应运而生。
  刀笔吏，就是帝国的司法官员。纸张发明前，法官和书吏录口供，做判决，都用笔写在竹简上。写错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写。这些人掌握了刀和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削就怎么削，所以叫刀笔吏。
  那么，刀笔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吗？
  有。汉的律令，在刘邦时代不过约法三章，但到武帝时代却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1882款，案例13472个。这样繁多的法令，专业人员也看不完，更不用说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帝国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笔小吏的股掌之间。他们想让你活，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来开脱；想让你死，也有一万个案例可参照。
  刀笔吏成了阎王爷，法治也就变成了人治。
  这时，执法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关键。比如董仲舒，恐怕是真有恻隐之心的。他曾经按照“亲亲相隐”等儒家伦理，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直到东晋时期，还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为自己申冤。
  23但更重要的，还是最高统治者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