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么培育精英的

经过改革，MBA还会在新时代发挥其作用。但是，管理万能的神话已经无法维持。用中国人的老观念说，人要学点真本事，不要老“玩虚的”。在管理普及的时代，学管理的人，要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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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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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一年书了，但仍然感到难以理解我的学生。
  2004年离开耶鲁来到萨福克大学任教，许多朋友就警告我：“不要以为哪里都是耶鲁！”
  因为像我这样在耶鲁当了几年助教、刚刚拿了教职的人，习惯了和精英学生打交道，容易对别的地方的学生期望太高。对此我当然有心理准备。记得几年前一位师兄找工作，在参加一个小学校的面试时对方问：“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另一半不希望呆在这里。你怎么对付这样的学生？”他一下子目瞪口呆。另一位师兄在一个黑人的私立大学教书，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还没有买教科书，说是没有钱，可是脚下穿的运动鞋都挺时髦。
  相比之下，我算幸运多了。萨福克是个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正在上升的私立学校。其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在波士顿地区是最大的，只不过是以培养当地的司法人才为主。萨福克的学生，许多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以白人劳工阶层子弟为主力。在面试时同事们告诉我，这里的学生非常尊重老师，学习也很用功，只是不少人来自贫困家庭，上的中学一塌糊涂，学术准备不足，需要更多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学生，成绩非常优异，SAT考到快1400分，和哈佛、耶鲁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了这里。一位同事还告诉我，她当年就被耶鲁录取，家里没有钱，只好上了一个比萨福克还便宜不少的州立学校。
  这些都是萨福克的现实。第一学期，我就碰到了很优异的学生。第二学期中国史课的一个学生，准备读体质人类学的博士，他虽然没有一点中国方面的背景，但入门奇快，讨论起秦始皇和李斯的关系来头头是道。这些学生和哈佛、耶鲁的学生，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大多数学生比较慢，不过读书勤勤恳恳。有两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是同屋，合买一本教科书，学得吃力，让我心里十分感动。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第二学期教的一门课，属于必修之列，学生是被迫来学，而且阅读材料也比较难。结果一上来就遇到了“反叛”。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公开问：“我想赚钱！怎么赚钱？我就对这个感兴趣。为什么要学历史？”我措手不及。马上说：“只要能赚钱干什么都行吗？”“对！”对方斩钉截铁。“抢银行如何？”“我不在乎。”我灵机一动，马上开玩笑地说：“可惜你晚生了至少三百年。三百多年前，类似抢银行这种事情在一些地方是合法的。比如17、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私掠船很盛。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白银，英国错过了这个运气。怎么办？抢人家的！这些私掠船到处在海上打劫运白银的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后，王室不经国会批准无权加税。想打仗没有经费怎么办？只好将这些私掠船合法化：只要人家肯和王室分赃，就成了英王的非正规部队。后来许多私掠船的头目，用抢来的钱在加勒比地区开辟蔗糖种植园，激发欧洲的蔗糖消费革命。当时蔗糖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的企业。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建国，都和这个买卖有关。”我一口气这样讲下去，觉得很自然地把一个荒唐的话题引导到正经的学术主题上，很有些得意。但再看那个学生，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
  等学期结束，我给了一串F，也就是不及格。临考前就有学生抗议：“这本来应该是一门轻松的历史课。我上别的课很少需要读任何书。上你的课阅读量比别的课加起来还多。”实际上，我一个星期只要求他们读六七十页。这样少的阅读也完不成，怪不得考试惨不忍睹。但一给F，人家还来抗议：“我拿了F，就得花900美元重修这门课。难道我是来这里烧钱的吗？”他们一直闹到院长那里。
  我顶住压力，坚决不改成绩。不过，这样的经历帮助我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大学普及了。大部分适龄青年都上了大学。但是，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劳工阶层的子弟则集中在笔者任教的这种草根大学。按说，这样的草根大学，条件非常好：图书馆、教室都十分气派，教授中名校的博士甚多，学术上有建树的也不少，不少学生也有奖学金，优异者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有之，继续到名校读博士的有之。可惜，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在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进了大学举足无措，最后被迫辍学。
  最近美国大学竞争空前激烈，各校纷纷盯着那些学术优异的学生。劳工阶层的家庭经济资源缺乏，在中小学对孩子训练不足，申请大学时当然竞争不过中高产阶级。所以许多人开始提倡“经济平权”，要学校照顾这些弱势阶层。但是，经济上的弱势，并非劳工阶层的子弟学术表现差的惟一原因。他们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面临着深刻的文化障碍。这种障碍如果不能超越，平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种族平权”的失败之处，应该成为经济平权的前车之鉴。
  所谓“文化障碍”，用一种最有偏见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许多人根本不是“读书的料”，甚至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读好书。他们进大学是出于无奈，而非个人志趣。这当然不是说劳工阶层的子弟一定就不是读书的料，相反，美国的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的劳工阶层的子弟屡屡冒出优异之士。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劳工阶层有深刻的反智主义传统，许多人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的文化中长大的。如今社会转型，再不喜欢读书的人也觉得不上大学不行。这却不能说明他们所承载的反智主义文化有所改变。是这种文化，导致他们进了大学白白浪费青春和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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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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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和《右翼帝国的生成》两书中，都反复谈到美国有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从殖民地时代到南北战争后，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品行，不涉实务。等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年轻人纷纷投身实业淘金，上大学一度为人所不齿。1863年，后来成为美国心理学奠基人的G・斯坦利哈尔（G。 StanleyHall）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被WilliamsCollege录取，他的第一个本能就是向同伴隐瞒事实。可是等农场里的孩子发现真相后，他还是被无情地戏弄和嘲笑了一番。
  进入20世纪，美国的大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劳工阶层对之还是敬而远之。后来经过“新政”、“二战”，美国劳工阶层有了各种保障。在19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十分繁荣。工人的日子过得稳当。高中一毕业，就进工厂、结婚生子。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买车买房，一辈子用不着离开故乡的小镇，干的是粗活，过的是中产阶级的日子。大家在政治上也都一心一意跟着民主党走。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逐白宫的大选日，一直到吃完午饭的时候，尼克松还在领先。等下午劳工阶层一下了班开始投票，局面就翻过来，因为劳工阶层就是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在总统政治中，民主党的优势一直维持到1968年尼克松上台。即使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劳工阶层也不敢得罪。
  但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迅速转型，制造业纷纷输出国外，高科技和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动力。传统制造业的劳工，眼看就要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在总统大选时，工会支持的候选人屡战屡败。劳工的日子再也过不稳当了。《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故事最说明问题。麦克莱伦本来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但中学毕业，不想再读书，决定到家乡的工厂做事。他父亲对此还很支持。首先他不是读书的料，常常拿C；其次，那个时代当工人比读书能够更快地升入中产阶级。他22岁当了工头，28岁当了主管，32岁进入管理层，不到40岁时，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住的是带游泳池的房子，开的是新车，妻子从来用不着工作。相比之下，高中毕业再读十几年，拿了博士的幸运者在大学里获得教职，混到快40，常常还没有当上正教授，一年挣不到他的一半。也怪不得人家要嘲笑知识分子是愚腐无用的“鸡蛋脑
  袋”呢。可是如今，工厂关门，而且再也不会开张。没有大学文凭，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得到。风光一时的麦克莱伦只能靠储蓄过日子，坐吃山空，惶惶不可终日。他儿子一看不妙，马上决定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问题是，在这样舒服的劳工阶层长大的孩子，从小受反智主义的影响，除非特异之士，很难产生出对学术的兴趣。如今眼看着父辈失去了昔日的乐园，自己不得已进了大学，以为镀四年金，以后就有出路了。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像买房子分期付款一样，似乎只要按时缴学费，最后就会拿张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