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么培育精英的

他们先让这对新婚夫妇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中，后来又为他们独立居住支付房租。迈克尔由于在餐馆打工，早出晚归，很少见岳父岳母，不过大家相处融洽，他叫他们爸爸妈妈。
  这对小夫妻曾经希望要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孕，为此还去看过大夫。不过据特利的妹妹说， 特利一度声泪俱下地向她诉苦，说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但又没有勇气打离婚。她是个不足5英尺3英寸的中等身材，中学时体重超重，达200磅，后来减到了仅仅110磅。这可能是她饮食失调、怀不上孕、最后成为植物人的根源。据说她丈夫是个要控制一切的人，常常斥责她乱花钱，并且要她严格控制体重。
  1990年2月，迈克尔在家中被一声巨响惊醒，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躺在地上。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她的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并引起大规模的脑损伤。医生的诊断是饮食失调导致的长期缺钾使得她崩溃。特利的丈夫和她的父母，这时还像一家人一样，为了她的康复而战。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甚至搬到了一起住。1990年6月，迈克尔作为丈夫，顺理成章地被判为特利的监护人。几个月后，他带特利到加州进行治疗，刺激她的大脑复苏，但没有看到任何疗效。 特利随即被送到佛罗里达的一个疗养院。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迈克尔在他妻子的护理问题上非常严格、挑剔，甚至对护理人员有敌意。迈克尔的兄弟说，迈克尔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妻子，甚至去上护理学校。
  不久，迈克尔・夏沃赢得了一系列官司。他妻子的妇产科医生没有及时诊断出她缺钾的问题，她的突然发病实际属于医疗事故。1993年，法院判决，这对夫妇赢得75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迈克尔・夏沃则另外赢得了30万美元失去配偶的赔偿。
  一个月后，为了这笔钱，迈克尔和自己的岳父岳母开始了冲突。据迈克尔说，当他去看他妻子时，他岳父突然问他从医疗事故的官司中获得了多少钱。 特利的父母则说，他们确实问过钱，理由也很简单：他们和迈克尔在对自己的女儿的护理上有分歧。迈克尔只希望进行基本的护理，这样比较省钱；但他们则希望给自己的女儿更高级的护理，这当然要多花些钱。不过，既然医疗事故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钱是赔给夫妇两个人的，他们当然有理由过问，让迈克尔拿出一部分赔偿金来，提高护理水平。
  这个冲突很快激化。迈克尔・夏沃采取行动，禁止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特利的医疗档案。特利的父母则设法取消迈克尔・夏沃对自己女儿的监护权。根据法院的记录，1994年，迈克尔・夏沃一度要求疗养院不对自己妻子的尿道感染进行治疗，但疗养院挑战他的这种要求，最后他只好放弃。这也许表示他对他妻子的护理已经失去兴趣，也许是他最早送她“安乐死”的努力。
  1997年，也就是他妻子出事的7年之后，迈克尔・夏沃突然告诉自己的岳父岳母，特利生前曾经表达过不愿意被人工维持生命的愿望。这让申德勒夫妇大为猜疑。第一，自己的女儿发病前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谁会在这样的年纪认真想自己变成植物人后的选择？更何况她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书写的意愿。相反，作为天主教的信徒，她相信自己在上帝手里，自己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她的狗死的时候，她还特别为之作人工的心肺复苏的治疗，这么一个人，会年轻轻就说自己要“安乐死”吗？第二，迈克尔突然提出这件事情，是在他赢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官司、同时又开始和别的女人约会之后。他们很难相信，这时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利益，他更可能是迫切想甩掉这个包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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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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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迈克尔・夏沃提出要摘除维持他妻子生命的食管，申德勒夫妇立即挑战这一决定，双方上了公堂。迈克尔的兄嫂都作证，说特利在看到他们的祖母临终前靠人工手段维持生命时，对他们讲过自己将来可不愿意这样的话。2001年，法官认为这些证据成立，判摘除特利的食管。但是，迈克尔・夏沃的一个前女友给电台打电话，称迈克尔曾经亲口对她讲过，他也不知道他妻子是否愿意这样被人工地维持生命，食管立即被重新接上。但是，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作证中，那个前女友又撤回了证辞。法官于是又倾向于迈克尔・夏沃，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判决。
  合法不合情的判决
  法官的判决，有着清楚的法律依据。在1970年代，一个21岁的妇女因脑损伤成为植物人。她父母要求摘除维持她生命的人工呼吸器，医院拒绝，理由是这样做违法。父母告上法庭。新泽西最高法院最后判决一个成人有权拒绝被人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人无法自己作决定时，其监护人或家庭成员可以代作决定。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容许摘除维持一个女植物人的喂养器，只要这符合她个人的意愿。
  但特利・夏沃的案子要复杂得多，她无法说话，但却有感觉。她的眼睛能够跟着屋子里的气球而移动，她甚至服用止痛药，她还可以对别人说出来的话微笑，她对她母亲的问候，明显有反应。绝大多数医生断定，她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但是，医疗上的奇迹并非没有可能。就在上个月，一个堪萨斯州的病人在昏迷了20年后奇迹般地苏醒。特利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昏迷，而是无法表达。人们无法判定她内心的感受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有权利决定结束她的生命？
  法官依据过去的先例，判定特利的丈夫是她的监护人，可以决定她的死活。但是，这种监护权，是建立在配偶权利的基础上的。配偶的权利，又和配偶的义务密切相关。不履行配偶义务的人，难道还拥有配偶的权利吗？在美国的离婚官司中，那些首先违背配偶义务、有了婚外恋的人，常常会自动失去许多权利。但是这一点，却被法官彻底忽视。这是这一案子最为悲哀之处。
  特利的丈夫在这场抗争中，几乎惟一的依据就是自己作为配偶的权利。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呢？在自己妻子病中，他已经和另外的女人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并且计划和这个女人结婚。如果按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解释，这就是通奸。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迈克尔・夏沃的行为，不必用道德大棒加以谴责。但是，一个已经和其他女人组成实质的家庭的人，怎么还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配偶呢？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利－－不仅可以看已经事实上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的身体、甚至决定这个女人的死活呢？从人之常情推断，人们有权怀疑，迈克尔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教育和技能的人，一下子得到上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恐怕是他二三十年也挣不出来的钱），又和其他女人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他急切地想摆脱原妻这么一个负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给了他所有的权利。
  与此相反，特利的父母对女儿之爱始终一贯。迈克尔・夏沃暗示他们贪图医疗事故的赔偿费，其实正是他们在女儿成家的早期，长期给这对新婚夫妇提供经济援助，很难说他们是图钱的人。他们过问医疗事故的补偿金，不过是主张要把钱用在自己女儿的护理上：迈克尔・夏沃应该用这笔钱补偿自己过去的配偶的悲剧，没有权利用这笔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为失去配偶得到了30万美元的赔偿费）。特利的父母向迈克尔・夏沃要的无非是：你既然已经在事实上不是我们女儿的丈夫，既然你已经和别人一起建立了家庭，就请把我们的女儿还给我们，让我们照顾她未来的生活，不要杀了她！他们上诉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在法庭上没有一个独立的代表，她只能被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丈夫来代表。可惜，这样的要求，竟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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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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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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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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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国学？
  ――《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薛涌
  对人大成立国学院所提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已经从文化分野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与“他人”的界线问题，也不单纯是“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原则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归属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