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么培育精英的

1927年，他到日内瓦和汉堡任副领事；接着，又获得了进修的机会，进入柏林大学。他看准美国和苏联早晚会建立正常关系，于是决定学习俄语。1933年美苏关系开通，他自然成为驻苏的外交家，在几个边远地区的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35到1936年和1944到1946年间，他两次被调到莫斯科服务。
  这样丰富的海外经验和精英教育，使他和国内的老百姓看问题大不相同。这也使他多少相信，老百姓的知识和判断力，不足以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大概也正是如此，他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成功，最终接受了老友、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邀请，跑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任职，与爱因斯坦等最顶尖的人类智者为伍，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于1993年提出美国要建立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非政治性的“国务委员会”，把全国一流的“大脑”集中在一起，就长期的政策问题对政府各个部门提供建议。这一构想，颇有些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的“理想国”之余韵，也颇能看得出他与美国草根民主政治的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美国20世纪的外交政策缺乏焦点，摇来摆去，受国内公众意见的影响太大。他始终不忘在美国建立他的“理想国”，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虽然媒体把他誉为“冷战之父”、美国最伟大的职业外交家之一。不过，我却更愿意把他称为历史学家，而且是个被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不错，乔治・凯南确实最早提出对苏联的遏制学说，直接促发了美国的“冷战”战略。他也确实是一位职业外交家。但是，他的“冷战”思路，并没有被决策者们遵守。他在政界也一直是个圈外人。他登上外交生涯的顶峰，恐怕是1952年出任驻苏大使。但是，这一职位也仅仅延续了5个月。与此相对，他最稳定、最持久的职位，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爱因斯坦等人类第一流的“大脑”是同事。他一生写了22本书，两获普利策奖。即使在政治和外交上，他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笔，而不是他的外交活动。用美国前国务卿DeanAcheson的话来说：“乔治带来的麻烦是，他的笔是如此优美，乃至他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说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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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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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扮演历史决定性的角色，是在1946年，即他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期间的后期。1946年2月，他作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向华盛顿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这个电报有8000字之多，并且为了避开苏联方面的警觉，分5次发出。在这个电报中，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苏联的制度、行为和心态，指出苏联领导层对自己的制度能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竞争毫无自信，时时觉得自己正在陷入这些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草木皆兵。所以，他提醒美国政府放弃与苏联合作的幻想，准备与之进行长期的对峙。这一长电报，后来以X的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震动华盛顿。乔治・凯南也一举成名。
  这一夜之间的盛名绝非偶然。在美国，没有人比乔治・凯南更懂苏联。他讲一口完美无缺的俄语，直接观察了苏联老百姓自1930年代以来所经受的苦难。他认为，在未来的美苏对峙中，美国的制度将显示出无可非议的优越性，最终世界会天下归心，美国会获得“冷战”的胜利。所以，他主张美国进行政治动员，而非军事动员。作为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他认为美国应该帮助那些战后饥寒交迫的国家，不要让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这样才可以遏制苏联。1948年，他提出秘密报告，建议通过“政治战争”主动出击，击退苏联的扩张。这一“政治战争”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战，包括后来建立的“欧洲自由电台”。“冷战”后，哈维尔和瓦文萨等东欧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领袖，都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政治战争”的构思实现起来马上超出了他的预想。其中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央情报局中建立的“政策协调办公室”。短短4年，这个办公室指挥着数千特务人员在全球展开活动。1975年当乔治・凯南在参议院作证时，他说“政治战争”的主意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
  他这样的反省，和他原初的理念实际上是一致的。他认为只有在苏联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时，美国才应该和它有直接的军事对抗。在一般条件下，美苏的竞争应该在政治层面进行，而不必有武力和阴谋的介入。只要美国把自由世界建设好，苏联会自己垮掉。
  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并没有听从他的忠告，陷入恐共症中不能自拔。在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展开了红色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受到牵连。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乔治・凯南为美国外交留下的遗产，主要是思想上的而非政策上的。在他看来，“冷战”
  是美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胜败一看便知。美国应该自信而不是恐惧。他反对朝鲜战争的扩大，曾经和苏联方面进行秘密会谈，一度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停火；他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的机会，支持苏联内部的改革派，避免军备竞赛的升级；大概是出于对德国文化的热爱，同时也基于他那种自由的国家自然会倒向自由的信念，他甚至提出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美苏双方同时从德国撤军，这一提案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多少也预示了“冷战”后德国的命运；他坚决反对“越战”，认为那里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他甚至反对克林顿时代的北约扩张，认为那会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妨碍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一句话，他注重的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然而，历史误读了他的基本理念。他构想中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发展成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越战”的灾难、CIA在国际上的一系列秘密行动（包括颠覆左翼的民选政府）。在他的历史意识中，思想永远优于武力。美国最终在“冷战”中获胜，靠的应该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武力介入，不是阴谋和颠覆。他看到了美苏冲突的实质，也构想出了解决的方案。但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和他这位历史学家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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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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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读者读到这篇文章时，特利・夏沃（TerriSchiavo）恐怕已经离开人世。这个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植物人，恐怕比大多数能够强烈地表达自己意志的人更能影响美国的社会。
  1990年2月，年仅26岁的特利・夏沃因严重缺钾而心脏暂时停止跳动，并引起了大规模的脑损伤。她的家人为了她的康复而到处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她只能靠人工食管来维持生命，陷入了植物人状态。从1994年开始，她的家庭在对待她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她的丈夫决定让她“安乐死”；她的父母则坚持要维持她的生命，并继续寻求治疗。经过一系列法律上的争执，2005年佛罗里达法院终于裁决：由于她丈夫是她法律上的监护人，由于法院认定她已经没有康复之希望，法院批准了她丈夫的请求，将喂养她的食管摘除。她的父母寻求上诉，美国国会连夜开会，通过法案给联邦法院介入、重新审理的机会，布什也专程从得州飞往华盛顿，签署国会的法案。总统的弟弟、佛罗里达州长杰・布什更是反复要求重新审理。但是，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联邦各级法院都表示尊重佛罗里达法院的原初判决，拒绝再受理此案。特利・夏沃父母的法律渠道完全穷尽，只好看着自己的女儿“安乐死”。
  特利・夏沃的个人悲剧，很快从“家事”变成“国事”，甚至“天下事”，不仅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介入，世界舆论也广泛关注。可以说，特利・夏沃一下子成为界定我们这一代人对生命意义、对死亡、对个人权利的解释的关键人物。
  
  悲剧的起源
  这场法律和政治的战争，起源于特利・夏沃的丈夫迈克尔・夏沃（MichaelSchiavo）和她的父母罗伯特・申德勒夫妇之间的分歧。
  特利和迈克尔1984年结婚。那时两个人刚刚过了青春期，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时特利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慷慨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