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康熙

又经过二十余年的试验和培育，始向江南推广。
  康熙曾亲自组织了大规模的气象研究工作，他在北京设立若干气象站，并要求各省逐日逐月作气象记录，按期上报，经常进行综和比较。自康熙朝开始积累的浩瀚的气象资料，成为今天气象史研究的巨大宝库。
  康熙六次南巡、三次西征、多次视察东北的过程中，均亲自调查研究当地地形、地貌及农作物，并作详细记录。他记录了途中用仪器测量一些地区方位、高低、远近的情况；记录了他在瀚海沙漠发现“螺蚌甲”而推测该地曾经是海洋的地理变迁；记录了他发现木化石和鱼化石的确切地点和对该化石的详细描述；等等。
  康熙成了中国追求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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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毒瘤在扩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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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云“英雄途穷”、“美人迟暮”体现了人世间最为悲哀、痛苦、寂寞、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或许可以比拟康熙晚年的心态。
  康熙五十岁以后，身体每况愈下，自觉“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以至于形神憔悴，怔忡健忘，“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
  更糟糕的是，他极其郁闷、沮丧、神不守舍。
  他为自己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江，竟然生心悸之感而羞愧、自责、无地自容；为多年相随的老臣相继乞休、谢世，带走了他最辉煌的黄金时光而痛哭流涕、茫然若失。他悲凉凄楚，痛苦得无可言状，甚至说：“为臣者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归养，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忧勤一生，却无偃息之地可退。诸臣视君‘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观，毫无一人怜恤，俾其更换休息者。’”
  连朝鲜君臣都已看出：“皇帝（康熙）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皇帝所制歌词语甚凄凉，其志气之衰耗可见矣。”
  比较途穷的英雄、迟暮的美人，康熙晚年的心态也许要更为悲哀、痛苦、寂寞、复杂，这毋宁说是他内心无可排解的忧虑与困惑的表现。
  中西屏而对峙，暂无碰撞，然而最腐朽的毒瘤却在新的龙之躯扩散。
  康熙忧虑“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担心各级官吏“见朕血气精神渐不如前，因以为奸”，而使其五十余年太平天子的忧勤苦衷付于东流。
  他的忧虑和担心，太快地成为了事实。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土地兼并出现了迅速上升的势头。
  江苏“百年田地转三家”的俗语，变成了“十年之内，几易其主”。大官僚徐乾学仅在昆山一县便占田千余顷。
  浙江农民“多佃种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大官僚高士奇在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
  安徽淮南江北出现了“坐拥一县之田，安然食租衣税”的大地主，土地“为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
  广东有“田数十百顷的大地主”。
  山西有号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的大地主。
  河南有所谓“田连四邑，亩以万计，东西南北各十里”的大地主。
  ……
  土地兼并与资本主义的垄断，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立足于生产；前者立足于消费，或者说挥霍。
  土地兼并，是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危机的第一个链环，紧接其后便是：自耕农破产，流民增加，佃农队伍受流民挤压，田主“铲佃增租”，佃农随之破产，国家税源枯竭，经济生活窒息，社会危机总爆发。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正额钱粮之外的附加税——火耗加派出现了迅速上升的趋势。
  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一二品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岁俸银仅一百五十两至一百八十两。中下级官吏更低，一个七品县官一年只有四十五两俸银，区区官俸，本不足以维持官员的家庭生活及庞大幕府的费用支出。经济繁荣，更刺激了各级官员享受的欲望，区区官俸甚至不足以他们一衣一食的费用支出，于是州县官取一分为限的火耗，意在养廉。
  然而，火耗，能够养廉吗？火耗的数量，能够限制吗？
  江苏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湖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山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陕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
  山东河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
  火耗加派加剧了国家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负担，加大了政权与人民的距离，成了爆发社会总危机的催化剂。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官吏贪污舞弊之风愈演愈烈。
  上层集团中的明珠、索额图，一个是“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一个是“贪侈倾朝右”
  。徐乾学、高士奇，一个是“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一个是“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又有如户部尚书希福纳等官吏贪污银两二十余万，其属下堂司官等贪污四十余万两等。
  中下级官员亦不示弱，凤阳知府蒋国正勒索下属银一万余两，阌乡县令白澄贪赃六万余两，宜阳县令张育徽贪赃四千余两等。
  康熙亦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九日，辛卯科江南乡试榜发。
  谢恩，进谒，歌《鹿鸣》，跳“魁星”，乱哄哄的“抢宴”……一阵喜怒哀乐的吵闹喧嚣过后，只剩下萧瑟秋风卷落叶，在略已破旧的桂榜前打旋。
  人们冷眼看到，文理不通，却有后台的吴泌、程光奎等赫然榜上，其余除苏州中式十三人外，多数为财大气粗的扬州盐商子弟。
  激愤之火在暗中蕴集燃烧，串连蔓延。
  终成熊熊之势，喷发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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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康熙》 毒瘤在扩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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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日，愤怒的苏州生员在玄妙观前聚集了一千多人，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地声讨乡试中的贿卖舞弊行为。接着，鼎沸的人群由廪生丁尔戬带头游行于市，他们争作诗词、歌谣、对联，写成揭帖标语，到处张贴。其中有“能行五者是门生，贿赂功名在此行，但愿宦囊夸博厚，不须贡院诵高明。登山有竹书贪绩，观海无波洗恶名，一榜难为言皂白，圣门学者尽遭坑”的讽刺诗。
  他们将财神像抬入府学，锁入明伦堂内，用纸将贡院之匾上“贡院”二字糊上，代以“卖完”二字，两边大书用两位主考（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翰林院编修赵晋）之姓编成的对联：“左丘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
  两江总督噶礼以诬告罪逮捕了丁尔戬等，主考左必蕃、江苏巡抚张伯行则分别奏报科场有弊，康熙派吏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详审。审理过程中，新举人吴泌、程光奎已供认了请托、贿买之情；官方也已得到了赃银八千两、贿金十五锭的线索，但噶礼却为之开脱。张伯行以考前即风闻总督噶礼揽卖举人，现噶礼如此举动，又有噶礼欲索贿五十万两保证结案完事的传言，奏请将噶礼解任严审。噶礼坚决否认，反劾张伯行挟嫌诬陷、通贼徇私、监毙人命及包庇《南山集》案等七大罪，并请与张对质。
  江南都抚两大臣互讦，成了轰动天下的奇闻。这其中又有满汉之争，又有朋党之争。
  康熙将二人一并解任，新的风潮又起。
  噶礼的支持者连续罢市，投书苏州织造衙门，要求题请噶礼留任，并关闭城门、将噶礼大门用砖石堵塞，不让他出门交还总督印信。张伯行的支持者则满街满城张贴歌谣、揭帖，歌颂张伯行的德行，并赴各衙门投递呈文，强烈要求张伯行留任。
  奉旨审理噶礼、张伯行互参案的吏部尚书张鹏翮、漕督赫寿，自认为他们明白康熙好恶与判断：能臣噶礼是真小人，是满人；庸臣张伯行是伪君子，是汉人。因而偏袒噶礼，拟张伯行革职，噶礼免议。
  康熙另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再审，仍同前议。
  吏部议复，还是“拟张伯行革职，噶礼免议”。
  康熙心如明镜般地清醒，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
  入直南书房的近臣徐乾学即曾自科举“招摇纳贿”。所谓“登高而呼，衡文者类无不从而附之”，“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一次，徐乾学表弟翰林杨某上朝时与徐乾学相遇，徐乾学问：“想主顺天府乡试吗？”
  杨某答道：“那当然求之不得！”
  徐乾学悄声道：“如此，有名士数人，切不可使落第！”
  当晚，杨某就收到了徐乾学送来的一个小红封，里面是一张名单，而第二日杨某任主考的谕令也随即发布了。
  杨某照单取士，京师大哗。
  这些，康熙从贴满街市的匿名揭帖中得知，他本想亲自严审，但徐乾学派人向他称贺：“国初以美官授汉人，汉人且不肯受，今汉人营求科目，足见人心归附，可为有道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