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走着爱着

    我与我的“情诗圣手”一整天都守候在小镇上的印刷厂里，等待着一份报纸出来。
    我们办了一份民间小报。
    头一年冬天，大雪封住了我们居住的塞外小镇。我们整理了两人几年来的诗，出了一本诗集叫《单人牢房》。《单人牢房》是自费出版，没有发行渠道。这是我们改善自己处境最重要的一招。我们还出版了一本《远方交响曲》，是关于流浪汉在路上的故事，都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聚了点儿财出的。可是显然，我们的书白出了，除了让身边的朋友知道我们出书了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收成。
    我的伙伴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是个天生的策划高手。那些年，他最佩服的人就是一个叫何阳的策划大师。他几乎用所有的诗歌语言换取了两个字“策划”。策划就是想点子，导致某种奇迹的诞生。他张口就说策划。在中国人刚刚进入商业大潮的时候，人们确实需要打破以前的想法，寻找一些新的切口，去成就事业，去发财。
    他的策划是在诗歌报上登了一个广告，收了全国各地的许多诗，包括一些著名诗人的诗。于是，我们就创办了一份诗歌报《帝国诗人》。
    报纸出来了，我们好几天没有好好吃好好睡，就是为了迎接它。我们推着两辆自行车，把五千份报纸驮在车座上，往回走着。那时，月亮高悬在天空。我们穿过一片落着叶子的沙枣树林。我说，我马上就辞职。说完了，我感到特别爽快，好像笼罩在头上的一个盖子突然被揭开，无法言传的爽。它就是那个铁饭碗，吃不饱也饿不死的一个工具。我亲耳听见它破碎的声音。
    没准，我们会名利双收。这是我们高尚的外在目标之后的内在目标。当然，我们之所以选择“帝国”这个词语，完全是因为对当时那种半死不活的诗歌艺术气氛极不耐烦，必须用我们的诗歌帝国给它摧毁。
    此前，我去了两次北京，接触过一些诗人，觉得不够活，生命力不够旺盛，跟我的审美趣味相去太远，与我的诗歌精神离得很远。我觉得人活着，首先要有生命活力，在那种生命的节奏和旋律中写诗，而不是为写诗而写诗。所以，我就以一个乡巴佬儿发热的头脑，想在诗坛上放上一个烟花，轰一轰，也趁烟花亮起来的时候，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美丽自然的丑女。
    我们在报上最主要的事情是倡导建立浩大的“拯救诗歌工程”，改变诗歌创作的低水平，诗歌出版的低速度，诗歌评论的低姿态，诗歌阅读的趣味什么的，还要设立一项国际性的大奖，让萎缩的诗坛重新勃起。
    北京雍和宫西边的一个小胡同里，用两间不见阳光的小屋，接纳了我们。那是我们“帝国”的“宫殿”。我们把破败的泥墙用布包了一下，点着蜂窝煤炉，就住了下来。
    然后，我携带着西部人那种冲天的豪气，再一次扎进诗人堆中，整天喝酒、朗诵，把《帝国诗人》拿出来，炸得诗人们一愣一愣的。我说我要创立诗歌巨奖，诗人们高兴极了。在一次诗歌沙龙上，一位诗人鼓动我像邓肯那样去生活，去满世界跳。邓肯是何许人也？一个用生命跳舞的女人，现代舞的创始人，生于美国，行于全世界。当时世界上的男性艺术家，差不多都喜欢她。后来，她到了苏联，跟诗人叶赛宁结了婚，是一个自然而又自由的生命，也是一个极端幸福而又极端痛苦的女人。我喜欢这个女人。我开玩笑说，可惜这个时代没有为我预备那么多可爱的男人……
    随后，国内的诗歌评论家谢冕、吴思敬、杨匡汉、洪子诚，唐小渡等都聚起来，开始评奖。《帝国诗人》不敢再叫帝国，改成了《诗人城》，继续向可怜的人间发难。
    我们光荣地负责找钱，向那个时代刚刚兴起的儒商找钱……
    开始评奖了。评了一圈，评出个北岛、昌耀等人，准备五月端午，中国的诗歌节发奖，而且每年都定在这个时候。
    我就这样，忙着当一个社会活动者。我没有时间好好吃一顿饭，没有时间写诗，没有时间赚钱，没有时间恋爱，没有时间欣赏都市的风景，没有机会细细地品味一秒钟的时光。我悬在空中，设想着一个虚拟的诗歌“帝国”的功成名就。那时，我感到我的长发是扎在天上的。
    我们整天坐在“帝国”的“宫殿”里翻着报纸，寻找切入口。结果找到了一家什么精品推展协会。老板急切地要约见我们。他在朝阳医院附近的一个写字楼里接待了我们。我穿着一身灰色的职业女装，头发卡在脑后，作成熟状。我的伙伴是一个沙枣树一样灰尘满面的流浪汉，居然穿着一身蓝色的西服，雪白的衬衫，打着彩色领带，别着胸针，脸儿洗得干干净净，正儿八经的。我们很滑稽地走了进去。
壹-从村庄到都市 进京，扛着一个帝国(2)
    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在一个摆设了中国家具的会客室里，用铁观音茶招待了我们。
    然后是一场谈判。
    那老兄西装笔挺，没有几根头发却梳着大背头，打着发蜡，坐在太师椅上，眼睛如同两盏风中的油灯，忽闪忽闪地。他咂着嘴里的香茶，慢悠悠地说：诗歌呢，就像这杯茶一样，并不能当主食，只有闲的时候……我笑着说了许多为国家、为民族，同时为了您的富裕名利等等的话，怎么说的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我们的想法投合了他的心思。
    他让我们给他写个传记。为了诗坛的勃起，我的伙伴开始给老兄写着传记。我们都要到他那里领工资。但是，这位老兄一点也不为诗歌“帝国”的荣耀争口气，他那一把老骨头很快就被光荣地塞进了号子。听说是被他的对立面整的。这让我感到江湖的险恶。为什么人们有了钱不好好享受，还要互相整来整去的？
    这件事让人十分地骑虎难下。我不知道怎么向那些评论家和诗人们交待。
    因为许多很有名望的人都在参与这件事情。如果再找一个商人，谁知道他是否也会进监狱？而且离五月端午已经不远了，这一年是来不及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到诗人们见到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人的那种眼光，想到几个老人被我聚集在一起开着会，吃着简单的饭菜，认真地讨论着，最后居然开始评奖了。尤其是首都师大的吴思敬老师，人非常厚道，他是这个评奖委员会的主任，非常支持拯救诗歌工程，还有谢冕老师，还有唐小渡，我一时都觉得对不起他们。
    但那时，我感到很累，再也撑不下去了，但我在潜意识里又不愿承认是自己撑不下去了，因为我内在还有一种尾大不掉的英雄主义情节，英雄是不能失败的，即使是失败了，原因也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于是，我看了看诗人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比较要好也很有名气的诗人，并且说，诗歌奖暂时发不成了，因为钱……
    果然我从有些诗人眼中看到了那种鄙夷不屑。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说服自己的东西。我可以对自己说，瞧瞧，这种人格的诗人，根本不配得奖，他们就像政客一样，在寻找着出人头地的机会，你一旦告诉他们你可以圆他们的梦想，他们就赞美你，你一旦说你什么也做不了了，他们就变脸了。
    此时，我已经戴上了有色的眼镜，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里阴云密布，从来没有晴朗过，从来没有见过蓝天，还散发着一股腐朽之气……我还听见他们背后说：莲子做事虎头蛇尾……
    这一切都给了我撤销拯救豆腐渣诗歌工程的勇气。
    从此，我见了诗人就逃跑。我怕看见他们讨债似的目光。
    也许他们什么眼光也没有，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抱什么希望，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对他们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大树林里，他们什么样的鸟儿没有见过呢？这件事情只发生在我的心里。但是我得为自己找借口，好让自己安心，好让自己感到：我本来是一片好意，可是……
    你最根本的、心中最深的想法是要成名、发财，但是你却以神圣的名义。
    你才是扭曲自己的罪魁祸首！
    就像那些喊着最光荣口号的人一样！
    你依然不知道这样的心理根基、这样的人格品质，是什么时候，是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栽到你的心里去的――你后半生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挖出来，抛弃掉。
    这才是真正的拯救诗歌工程！这才是你自我启蒙的开始。
    你发现这个国家的人都急需这样的启蒙。
    你发现这个国家的人都急需经历一个说真话的启蒙，先敢于对自己说！然后对别人说，对历史说……
    单纯地、真实地活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地活着，尊重人的局限性，回归人的基础地，这是你最美丽的追求了！
    当然这些反思，是在后来的旅途中发生的。
    当时的我，被自己造作的荒谬感控制着、绝望着。我与男友的关系处于崩溃边缘。我们甚至没有坐下来谈一次的可能性。我们内心恶的沼泽地随时都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将对方吞食殆尽。多年来，这俩病人每人只用一条腿，互为道路，互为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