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传

汪景祺和查嗣庭二人和家属因此受到诛戮和流放的处分。牵连所及，汪、查二人浙江原籍的乡、会试被停止，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字狱也连绵不绝。雍正皇帝的这些举措，使得全国上下各级官吏、士子人人自危，“士子以诗文为戒 ”，“乡、会试两试考官，每因避讳字样，必择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 ”，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局面。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在“备位藩封”时便已有所闻，因而，即位之后，首先允许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起复，“酌量降等录用”。然后，又将各起文字狱涉及人员通行释放回籍。除此之外，为了解除广大官吏、士子的疑忌心情，他还连颁谕旨，反复劝谕 ：“嗣后一些章疏，以及考试试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机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为了制止民间的“挟嫌陷罪”和各级官吏的“见事生风，株连波累 ”，他除下令各省对以往文字狱案件通告复查以外，还特别规定“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乾隆传                       ?１６·告之罪 ”，承审官吏“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律论”。 这些规定，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士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巩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对于各级官吏、绅衿生监和广大农民，乾隆皇帝也采取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即位之初，即将雍正朝因亏空钱粮而被革职的两千来名官员悉数宽免。不久，又下令将在京大、小文武官员俸银各加一倍。对于内外佐杂官员，也普遍给予养廉银。对于绅衿生监，雍正时期管理一直十分严格，先后革除儒户、宦户等名目，规定士民一体当差。抗欠钱粮、包揽词讼者，当即革去功名，严加惩治。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将原先因抗欠国课而遭褫革的生员分别开复，同时，又陆续作出决定 ：“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行免派杂差 。” 发遣犯人中，“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役 。”生员犯过，地方官当先经学政批准，“始能会同教官于明伦堂戒饬， 不得擅自饬责”。 从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广大劳动人民， 他也频施恩惠。登极恩诏中， 首先宣布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全数宽免。而后，又陆续放宽灾蠲范围，针对各地遭灾实际情况，分别进行了一些地域性的钱粮蠲免。在此同时，他还采取各种措施，划一赋税征收标准，减免一些地乾隆传                       ?１７·区过重的正额赋税；禁止滥收耗羡，限止各级官吏的额外剥削；削除一些地区的苛捐杂税和非法摊派，清厘并豁除各地雍正年间虚报的开垦地亩数字，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三，对于雍正朝的其他明显败政和一些累民措施，乾隆皇帝上台以后，也都用力加以革除。首先是限制和打击僧道势力。在雍正帝的纵容下，雍正时期的僧道势力发展极快，引起了广大正统儒生和官僚的不满，也影响了雍正帝本人的声誉。雍正帝驾崩的第四天，乾隆皇帝即颁布上谕将供奉内廷的僧道全行驱逐回籍；而后，又分别通过颁发度牒、禁止各地擅造寺观等措施，对全国僧道严加限制。经过他的整顿，在政治上排除了僧道势力对国家事务的干扰，在经济上也限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因而，这一活动得到了广大官吏、士民的支持和拥护。其次是禁陈祥瑞。和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帝王一样，雍正帝相信天人感应。在他的影响下，终雍正一朝，祥瑞不绝。什么嘉禾、瑞麟、凤鸟、甘露、卿云现、黄河清等，不胜枚举。这股虚夸风气使得最高统治者很难掌握全国的实际情况，而乾隆皇帝对此深为反感。他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 ”， 也毫无用处。他还告乾隆传                       ?１８·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 因此，他下令，“嗣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至此，十几年来对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过极大影响的这股陈奏祥瑞的歪风方才停了下来。再次，是除去各种累民措施。除上述败政外，雍正还有不少举措也都直接、 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如为了兴建浙江海塘和对准噶尔地方政权用兵， 雍正皇帝曾先后开捐， 致使官吏队伍的素质因此而有所降低。因为人口繁殖、政务繁忙，而为了便于统治，雍正皇帝曾允许各地曾设州县和一些官职，也给地方制造了一些混乱。此外还有宣扬乐善好施、道不拾遗、岁举老农奖给八品顶带、兴办八旗井田、派遣外省教师担任福建正音教官等，也都在执行中弊端百出。如各地陈奏的“乐善好施 ”，大多不是出自绅民自愿而是各级官吏勒索摊派所得，“名曰利民，而适以病民”； 宣扬“道不拾遗”也招致了“奸民邀赏，有司干誉”的流弊。岁举老农，给予八品顶带的作法，原为劝农而设，而在施行过程中，“往往有似农非农之辈觊觎钻谋，恃职不法”。 后来改为三年一举，“较前更难，贿嘱更甚 ”， 更多为乡曲无赖所把持。为解决八旗生计而在京畿推行的井田制，也因八旗子弟盗卖官牛、出租土地而变得不伦不乾隆传                       ?１９·类。至于为教授官话而进驻福建各地的浙江、江西的正音教官，又因“虽谙官音，不晓土语，师弟问答，彼此扞格”而无法开展工作。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或者斟酌实情，严格批准手续；或者停止执行，改复旧章。如雍正十三年十月，以捐纳“无益吏治”而停止开捐。在此同时， 还以改隶州县，“百弊丛生，增设州官，事绪益纷，供给送迎，闾阎滋扰”； 陈奏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直是另开捐纳之条，而胥吏士豪，乘此得以侵蚀 ”，于是分别下令禁止督抚滥请改隶州县，不许再行陈奏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等。乾隆元年七月，停岁举老农给予八品顶带之例；十一月，改井田为屯庄。二年三月，又将各省进驻福建之正音教官悉数发回，改从本省教职中“慎选熟晓官话者，专司正音教职”。
    在封建社会里，多数封建帝王都恪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从而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对前朝败政予以纠正，表现了他的讲求实际、不墨守成规的精神。因此，他的这些措施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拥护。当时民谣云 ：“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应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
    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后，乾隆皇帝开始一步步把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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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雍正皇帝规定秘密建储，乾隆皇帝即位前，在法制上没有自己的僚属，更谈不上在官吏队伍中有自己的亲信，所以他即位时，年仅２５岁便一肩担起管理十几万官吏、近百万军队、一亿多人民的重担。那么这位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是用什么方法挑起这副重担的呢？如果对此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正像驭手驾驭马匹需要鞍辔缰绳一样，乾隆皇帝管理国家也有两条无形的绳索。其中一条绳索是秘密奏折制度，另外一条绳索就是军机处。
    奏折制度最早始于入关之初的顺治、康熙时期，本为当时两种上行文书题本和奏本的补充和附庸。其主要特点是：具折人可以直接和皇帝本人秘密联系，不必像题本、奏本一样经通政司转呈内阁，经内阁票拟之后再和皇帝见面，而是直达御前。当时，可以具折言事的只限于少数高级官员和皇帝的几个亲信。雍正时期，为了加强皇权，进一步控制各级官员，对于奏折制度更加重视。不但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中央供职的身份较低的监察官员和各省布、按两司以及一些知府皆可具折言事，而且奏事内容也更多地转到和统治安危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上来。这样，皇帝随时可以通过全国各地官员打来的这些秘密报告，了解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全国军政财文各方面的情况；而各级官吏却因此而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乾隆传                       ?２１·地捆住了手脚，只能服服帖帖，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对于这种特务制度，乾隆皇帝大加赞赏。即位之初，虽对于雍正政策多所改动以博取宽大之名，而且，在居丧期间，还把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工作交给总理事务五大臣办理，然而对奏折制度，却一不废除，二不假手于人。雍正皇帝去世的第二天， 他即规定，“若有密封陈奏事件， 仍令本人自行交奏”。并下令“其从前何等官员准奏何事，或有特旨令其奏事者，俱著照前折奏”。在此同时， 他还不顾一些臣下对奏折制度的批评，而进一步扩大拥有奏折言事权力官员的范围。他下令“于大臣九卿科道外，并准部属参领及翰林等俱得奏折言事，以收明目达聪之效”。 对于处理奏折， 乾隆皇帝也十分认真，“详细览阅，不遗一字，若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