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传

建储之前，并未就建储时间和储君人选与任何人商量，书写建储密旨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活动，也一反雍正皇帝和自己首次建储时的旧方式，根本没有召集诸王文武大臣公开宣示，只是在一切办妥之后， 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在此同时，他还另书同样密旨一道藏于小匣内随身携带，以备异日勘对之用。因为全部过程都做得十分秘密，建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个别军机大臣外，全国臣民几乎都不知道乾隆皇帝已经建有储君，以至乾隆四十三年秋乾隆皇帝三次东巡盛京时，一个锦县生员金从善还为此专门上书乾隆皇帝，要求建储。后来，人们虽从乾隆皇帝批金从善的谕旨中得知他数年前已经建储，但对谁是储君，在将近２０年的时间里，人们猜来猜去，始终不得要领。直到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在家宴时对子孙普加赏赉，“而独不及于永琰 ”，并且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尔则何用银为 ？” 这时，人们才从乾隆皇帝的这些言行中最后准确地判断出皇十五子永琰方是乾隆皇帝的内定储君。由于此时距乾隆皇帝公开下诏宣布皇太子之名只有半年稍多的时间，对于政局已经不会发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了。可见，乾隆皇帝再次秘密建储，在“密”字上面收到了乾隆传                       ?１１５·明显的效果。
    建储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传位铺平了道路。乾隆皇帝在８６岁高龄之际，举行了传位大典，并向全国颁布了归政诏书。
    乾隆皇帝的传位思想早已形成。雍正十三年九月举行继位大典时，他即焚香告天 ：“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他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拟在摹古。乾隆皇帝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尧舜禅让成了他所憧憬的境界。刚刚继位时，又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很可能是以此法古之举来博取身后之美名。此外，乾隆皇帝还想以此祈求长寿。他的祖父康熙冲龄即位，在位６１年，终年６９岁，这已是所有清代帝王中少有的高寿。在他继位之时，已经２５岁，６０年后，将至８５岁高龄，因而，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不敢比皇祖在位６１之数，但就其本意而言，则希望自己在年寿上较之乃祖有所超越。所有这些，表明当时他的传位思想尚处于十分简单幼稚的阶段。
    亲政以后，长期为君的政治生涯不但使乾隆皇帝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也使他尝尽了君临天下的甜头。这样，乾隆皇帝的传位思想一度发生了变化。为了给自己找理由，乾隆二十五年表示，只要自己的乾隆传                       ?１１６·生母崇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周甲，自己也不行传位。后来，在他６０岁上，他虽然下令臣下“预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 ”，并于乾隆三十七年首次向诸皇子公开提及传位之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一直对传位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崇庆皇太后的去世使得乾隆皇帝失去了不得传位的借口，７０岁以后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断恶化，也促使他重新回到继位之初的立场。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因年老臂疼一度不能弯弓射箭。三四年后，又因气滞作疼及升降台阶步履维艰而不得不改令皇六子永瑢代行郊祀大典。乾隆四十九年以后， 又添失眠之症。“ 寅初已懒睡， 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 》卷十《少寐》）”。而后，记忆力也显著减退，精神昏愦，身体虚弱，难能正常处理国务。因而，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７０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对于各地官员奏进的像小山一样的公文和奏折，乾隆皇帝也感到十分头疼，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样，因为健康情况不断恶化，皇帝应担负的日常工作成了他所力不胜任的一个乾隆传                       ?１１７·负担。“雄心渐消泯，逸志在清闲”（《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十四《题匣贮古稀天子宝》）。 这时，他又想起了继位之初作出的年老归政的诺言。因而，从乾隆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凡逢节庆寿诞，乾隆皇帝无不以归政为念；诗赋词章，也时以传位为题。就是这样，八六传位才重新提上了他的议事日程。
    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因为距离传位之期愈益接近，当年四月， 乾隆皇帝以归政在即，“嘉惠士林之典尤应预为举行 ”，而决定从次年秋天开始至丙辰年春三年间连续举行归政恩科乡、会试和嗣皇帝登极恩科乡、会试。五十九年年底，又下令各直省督抚将历年以来民间所有积欠银１７００万两、粮食３７５万石概行豁除。在此同时，还于往常每逢年底普赏八旗兵丁一月钱粮之外，由国库拨银，赏借王公以下以及闲散宗觉罗、八旗兵丁半年俸饷。乾隆六十年，有关传位的准备活动进入了高潮，各种加恩活动也一件接一件。正月间，乾隆皇帝下令将因过查抄家产的官员未曾完纳部分全行豁免；二月间，又下令增加各直省岁试入学名数。与此同时，归政恩科会试和嗣皇帝恩科会试也次第举行。在一切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之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继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乾隆传                       ?１１８·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十月朔日，颁嘉庆元年时宪书于全国并普免明年全国地丁钱粮。嘉庆元年正月六日，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与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咸集太和殿，按班序列。而后，礼部堂官首先至毓庆宫启请皇太子朝服出宫，恭候乾隆皇帝乘舆至太和殿升坐。这时，鼓乐齐鸣，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由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而后，大学士二人恭导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座前俯伏跪地，由乾隆皇帝将“皇帝之宝”亲授皇太子。嗣皇帝率领群臣再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庆贺礼毕，已经成为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乘舆还宫，接受公主、福晋以及未受封爵的皇孙、皇曾孙、皇玄孙行庆贺礼。在此同时，嘉庆皇帝则御殿登极，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并派遣礼部官员登上天安门城楼， 恭宣太上皇帝传位诏书及恩赦条款。 当年正月初四，按照预定计划，乾隆皇帝又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了较之乾隆五十年时规模更为盛大的千叟宴。眼见传位顺利，百事如意，千叟宴上，乾隆皇帝即兴挥毫作诗，诗云 ：“归禅人应词罢妍，新正肇庆合开宴。便因皇极初临日，重举乾清旧宴年。教孝教忠惟一笃，曰今曰昨又旬延。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此即歇肩 。”至此，全国臣民所瞩目的授受大典最后完成，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太上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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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以后，称为太上皇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在不少情况下，都不过是高级囚徒的代名词。乾隆皇帝继位之后，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苦心孤诣地经营了６０年，老来退位，当然不愿去作这样的太上皇。因而， 早在宣布传位之初，他即决定， 将那些因为自己年老而不能胜任的祭祀和礼仪活动交由嗣皇帝处理，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 ”，他则坚决地表示 ：“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教诲， 将来知所禀称， 不至错误，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 。” 根据他的指示， 军机大臣拟定传位事宜时，使太上皇的礼仪规格和实际权力都远远地超出嗣皇帝之上。按照这些规定，太上皇对人仍然自称“朕 ”，太上皇帝谕旨称为“敕旨 ”，题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样，高三格抬写，嗣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称万万寿， 嗣皇帝生辰称万寿。 文武大员进京陛见以及亲授道府以上官员离京赴任皆须具折恭请太上皇帝恩训。 而嗣皇帝拥有的权力， 不过只是按期举行祭祀以及经筵、耕耩、大阅、传胪等礼仪活动而已，而且，还要向太上皇帝奏闻之后始得举行。用太上皇帝的话来说 ：“朕而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二）。可见，他的传位并非退位，而只是变亲政为“训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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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筹备传位事宜时，乾隆皇帝已为自己保留了极大的权力，而在传位大典举行后的几年中，他在实际活动中又大大突破了传位之时作出的种种承诺。其一是居住地址。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时，他即命令修葺宁寿宫作为归政之后的优游颐养之所，而在传位之后，他却仍然居住于养心殿。为了给自己找理由，他说：“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理政，尚当时加训诲，何忍即移居宁寿宫，效宋高之自图安耶 。”嘉庆二年时，他又说 ：“予即位以来， 居养心殿六十余载， 最为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