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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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进城的乡下人18岁前的编年纪事。
这些陈年流水账，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其中的一部分我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曾获得一些同龄人――特别是和我一样在乡村长大的70后人的共鸣，其中有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他们鼓励我将这些回忆写完并出版。胡适先生曾鼓励人写自传，他自己以身作则，四十岁那年开始写作《四十自叙》。
然而胡适是何等的人物！他27岁便任北大教授，已名满天下。那代学人的学养，我辈望尘莫及，那代学人的成就，我辈徒有艳羡。我想自己有何德何能写自传？再加上忙于应付稻粱谋的时文，这流水账便辍笔许久。
促使我将它写完的，是2010年3月父亲的一场重病。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于琐事，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突发重病，已经人事不省，正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远在广西桂林的哥哥和远在四川乐山的弟弟几乎也同时接到电话。
于是，三兄弟从南、北、西赶赴湖南邵阳。桂林最近，哥嫂驱车7小时就到了家，而我和弟弟在长沙机场会合，也于当日晚10点赶到老家。父亲已经被推进了ICU抢救，兄弟姐妹四人相顾无言，唯有心底里祈求父亲渡过这一关。
第二天清晨，大夫告诉我父亲醒了，状态还不错。我们心底的愁云一下子就散了。据主治大夫说，若晚送医院两小时，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当时父亲在家中昏迷，在镇医院当医生的姐姐打120叫市医院的救护车来，家族的长辈力劝母亲和姐姐放弃抢救，说73岁的老人，若死在村外，那就太不吉利了。幸亏姐姐的坚持，也幸亏这些年农村交通与通讯的改善，否则，父亲将和农村许多病重的老人一样，听天由命。
父亲在ICU整整躺了9天，每天我们兄弟姐妹开车从家里出发，到30公里外的市医院，通过ICU的视频和父亲交流，再回到生养我们的山村。一路看窗外田野里油菜花开，连绵的山郁郁葱葱，离家20余年，我已很少有这样一段时间欣赏到故乡的风景。路上，我们兄弟们说起儿时离开乡村的不易。那时候邵阳市在我们眼中，是很遥远的繁华都市，乡里人，能进一次邵阳市，足以向村里人夸耀半年。我考上大学那年，整个县还没有程控电话，重要机关靠老式摇柄电话通话，我的录取通知书差点被耽搁了。而去上大学，要步行出村几华里，到马路边搭农用车去集镇上，再换大客车到邵阳市，然后坐火车北上。
而今，每个山村不论多偏僻都通了程控电话、手机，水泥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交通、通讯的改进，保证父亲及时送进医院，也能使远在外地的儿子们在一天之内赶回来。
乡村这些改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因父病我在家的一旬，深深地感觉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变。那些日子，我们兄弟坐在家里，傍晚时听到整个村庄安静极了，没有记忆中牛羊的叫声，连小孩子的嬉闹声也听不到。我的儿时伙伴，以及更年轻的80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村里，他们都去外面了，他们的孩子也跟着他们在外面，甚至连老人都接走了。一栋栋靠打工攒下的钱修建的新房，好些空无一人。有一次母亲突然说了句：我们这些老人走了后，这个村以后怕是没人住了！
有一天晚餐时闲聊，哥哥冒出了一句：我们这个家族我们兄弟是最后一代需要赡养父母的人，可能也是第一代儿女不能赡养我们的人。
这句话惊醒了我，我想是呀，何止是我们兄弟几个，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中国乡村，我们这代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对父辈，就像我们父辈对祖父辈一样，还需要承担纯经济学层面的赡养义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代；而我们的子女，将来可能不需要再在经济上赡养我们，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情感上的慰藉。
我意识到，我这代乡下人，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我们兄弟，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代在传统乡村文化中长大的。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精英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是成集群地进城。我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躬逢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因此，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虽然平常，但是值得记录下来，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文本。
以我自己为例，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无什么差别。
而我感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则更为巨大。我们兄弟从记事开始，融入以血亲、姻亲为经纬的熟人社会，那种自然状态犹如幼鱼游水，稚鸟学飞。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的就是亲属尊卑，谁是我的亲兄弟，谁是我共爷爷的亲堂兄弟，谁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谁又是没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婶；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谁又更亲近一些；方圆几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们共一个祠堂，共一份族谱；祖父、父亲、自己和下一代的辈分是哪个字；而八华里外的那个王姓聚集的村子，谁是我的亲舅舅，谁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亲和姨表亲的区别在哪儿。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进祖坟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办红喜事该说什么贺喜的话，而对长辈的丧事如何致祭，等等等等。乡村的熟人之间没有秘密，一个家族的爷爷可以随意在你家吃饭时走进来坐到餐桌上和你父亲一起喝酒。这些对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而言，是常识，而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
对我来说，进城只走了十八年；而对整个中国来说，进城走了几千年。
就在这部书第二稿修改完毕的庚寅年腊月，我的儿子出生了。四十为父，感慨良多。立刻觉得那种浪游江湖的心情不再有，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以及挥之不去的忧虑，为襁褓中的儿子，也为自己栖息的这块土地。在北京这座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陪我儿子成长的时候，我将如何给他讲述南方那个遥远的故乡？如何讲述他的父亲从乡村进城的经历？或许，他会像我少年时对父亲讲述其成长苦难一样不耐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生道路，凭什么让他洗耳恭听父亲的“忆苦思甜”？但是，既然将进城走了十八年的路记录下来了，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引发同龄人对那段岁月的回忆，希望更年轻读者能接受他。也希望在更远的未来，长大后的儿子通过这本书，读懂他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
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1）
“哒、哒、哒……”竹棍敲打青石板的声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记忆。
生命真是很奇妙，我搞不懂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对我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那天，我的记忆库闸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咣当一下撞开了。而在此前，是一段毫无记忆的混沌状态。
那是1973年阴历九月的一个秋日，我家的新屋竣工了，当地叫“圆垛”。我脑海中留存的只是一些碎片，人生第一份碎片，其中许多事件的前后逻辑关系，是成年后问母亲，她给补充，才得以串联起来。
两岁八个月的我，被扔在一个晒谷坪上，无人理睬，弟弟在旁边哇哇大哭，同样无人理睬。后来母亲说，那一天是弟弟周岁的生日，大人忙着新房子，没有时间顾及一个孩子的生日――何况他还不是头生子。
我记得大人们来来往往，晒谷坪有两个分别用三段粗粗的圆木交叉支撑在地表上的木桩，这两个土制三角架上，横着一根木头。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木头的圆柱已没了一半，剩下个半圆，地下有很多碎屑，两个三脚架下面，都吊着一块很沉的土砖。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三脚架是固定那个横躺的木头以方便把它锯开而用的，一寸厚的椽皮钉在屋顶的檩子上，椽皮上面用青瓦阴阳两面地交错搁放着，形成凹凸，留下走雨水的槽。
两个锯匠站在木头两边，用一个大锯锯椽皮，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一种把戏。我觉得很有趣，两个大人扎紧步子，不紧不慢地拉着，锯木声嘎嘎地还挺好听，锯木灰飞花碎玉似地散落，锯木匠还不时哼着歌子。后来到北方听过一首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我一下就想起儿时观看锯木的情形，看来，扯大锯对中国农村孩子来说，不分南北，都是熟悉而爱看的“游戏”。
屋顶上，一些人盖瓦，一些人将伸出山墙外的檩子和屋檐外的椽皮锯齐，我记得的人其中有我的二舅，还有一个堂姐夫。
有两个瞎子，一前一后手搭着背，竹棍在地上敲打着，他们正走在“大路”上。他们是不是刚从我家赶完“台子”（赶台子是指当地乞丐去有红白喜事的人家乞讨，收益要高于平常），接着去下一家，已无法考证了。
这大路，是我们村的一种专用名词，特指村子左侧一条两尺宽的石板路，我家盖在全村最前面，坐北朝南，最临近这条大路。这大路连接两个公社所在地，光绪年间重修过一次，算是当地一条主要干道，所以山野偏僻之人，以井中观天之眼光，名之为“大路”并非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