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因为，乡间多数的路只是田埂上和山野里人畜踩出来的羊肠小道。
一个瞎子大声地问屋顶上锯木的人：“小塘怎么走？”小塘是毗邻我家南面四华里的一个村，是一个公社所在地，算是周围诸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后生仔便大声地指路：“往前、往前，再往左，再往前走。”如此指点，靠近了路左侧一口利用泉眼而挖成的井。这口井是全村饮用水的主要供用地，井底有一股一年四季都不枯竭的山泉，水质清冽甘美。两个瞎子眼看就要迈向井口，一个妇女大叫：“那是井眼，往前走不得。”瞎子连忙止步，屋顶上那些捉弄瞎子的人哈哈大笑，似乎觉得无比快乐，恼怒的瞎子破口大骂，骂些什么我自然不可能记得。
人生记忆的第一份碎片，竟然是健康人对残疾人的欺骗和戏弄，他们并非有恶意，也不会真的让两个瞎子掉进井里，也许只是为百无聊赖的乡居生活中，找一点乐子。
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2）
 
新屋盖好了，我家住了进去，这是四个垛子的屋，即四堵山墙隔成三进的房屋，中间是堂屋，堂屋东西两边各用一堵墙分隔出前后两间房子，挨着西面的山墙，搭了一个低矮的偏屋，屋顶不是人字脊，而是从正屋的山墙自然向下倾斜，偏屋的前半部是囤积柴火的，后半部是猪牛圈。堂屋后面隔出了一间小小的厨房。
整个房子全用土砖建成。土砖现在在乡下基本上被淘汰了，再穷的人建房子也要红砖。制作土砖也是我小时候喜欢观看的把戏。制土砖必定是在夏天过后，选一丘离村很近的稻田。因为稻田耕作了上百年，肥沃的泥土极具黏性，已经不同于山地的红壤。将田里的水放干，晒一阵子，再放水浸泡，稻田的泥巴就可以做土砖了。农人们拿一个近一尺长半尺宽半尺高的木盒子，用脚丫子把稻田泥紧紧地踩进去，盒子中有一根苎麻编成的线，线一拉，黏黏的砖头就脱落了。晒干后，砖头黄中带白，很坚固，盖成的房子几百年不坏。――湘中农户，几百年间建房子多半如此，今天去韶山，看伟人故居，那房子的砖头也是这样制作的。
盖新房应当是一件大喜事，但对我家来说，盖这房子是不得已，有一段伤心往事。
我的哥哥和姐姐出生后，父亲升任了县中医院的院长，全家已经搬到县城居住。母亲初中毕业，比一般的家属有文化有见识，经过速成培训后，也成了一名医生，哥哥进了县城小学读书，一家人似乎就成了标准的城里人。我在县中医院出生，那个医院在一条注入资江的溪边，隔溪是起伏的山峦。此处往西走三华里，是民国的抗日名将、官拜兵团司令廖耀湘的故居。当时作为战俘的廖耀湘已去，他家的老屋多半作为“土改”的胜利果实，分给了贫下中农。
待到17岁，我才得以重游自己的出生地，只是物是人非，里面已经没有谁还记得曾经这里住过后来不得不离城的一家人。
大约在我刚出生时，因为鲠骨而不媚上的父亲得罪了某些人，我家被正式宣布下放到老家的生产队，父亲倒是留下来了。看到老婆孩子都下乡了，为了照顾全家，父亲主动申请到距家不远的小塘公社卫生院当院长。
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父母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出现奇迹不让孩子们成为农民。离我家十几华里有一个叫渡头桥的大队小学缺一位老师，母亲被推荐去代课，一段时间后母亲觉得顶多被转为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全家除父亲外都是农村户口，还得挣工分养家。春天发生了一件让人至今后怕不已的事故，使父母下了回农村老家的决心。哥哥背着两岁的我，顺着学校外面的田埂去玩耍，不慎跌进一丘水很深的泥田里，泥田有点像沼泽地，俗称“溢泥田”越挣扎陷得越深，哥哥不敢翻身，怕压坏背上的我，他的头和身子全陷进泥水中。这时候一个过路人正好经过，连忙下田将两兄弟扯出来，满身泥水、惊魂未定的哥哥连哭都忘了，而我委屈地在他背上哇哇大哭。哥哥回家后向母亲讲述这一切，母亲连呼老天保佑。哥哥还是个小孩，没有意识到要询问救命恩人的姓名，所以至今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救了我们哥俩。
这事过后，父母更觉得孩子们摆不脱当农民的命运，再挣扎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成效，还是铁了心回老家吧。
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3）
 
老家在言栗公社了田大队第七生产队，位于邵阳城西北大约40华里的一个山冲里，除了几户刘、隆姓外，基本上是不出五服的李姓人氏，是典型的聚族而居。但农民的贫穷和封闭，并不会因为是同一个家族而对我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相反，大家将长房、次房、三房繁衍下来的亲疏关系分得清清楚楚。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大爷爷壮年而亡，留下三个儿子让行三的我爷爷抚养，老二还未娶妻时，一次雷雨天在田里插秧，遭雷击而死，而曾祖父自己，活到96岁，在1961年饿死了。大祖父留下的三个儿子都比我父亲大，老大我叫大爷的在另外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个儿子，三伯娶妻不久没有生育就患肺病死了，老二即我叫二爷的，老实巴交常受生产队主事者的欺负，他生了五个儿子，算是人丁兴旺，但一般而言旺丁不旺财。我的亲叔在叔伯兄弟中最小，部队复员后在县城供销社上班。我们这一房本来在生产队中势力最单薄，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下我们全家搬回来了，母亲的刚强能干是出了名的，而且父亲在外面当国家干部，又有三个儿子，全家回乡后，这一房力量大增，而且生产队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几口人，要分他们的口粮，当然要想方设法设置障碍。落户时尽管他们推三阻四，但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一家人当不了城里人，总得让他们当农民吧。我们回老家时，奶奶已故去多年，多病的爷爷脾气倔强而又有些古怪，他对孙子孙女的回乡，心底里是高兴的，对那些暗中给我家回乡落户使绊子的人毫不客气地训斥：“我的孙子回自己的家，天经地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根，哪个敢阻挡？”爷爷年轻时硬气而强悍，同辈人多忌惮他几分。
一家终于在老家落下户，既然死了做城里人的心，那么就得做长久之计。爷爷那三间又黑又矮的老屋肯定容不下这一大家子，必须新建房子。而农户家建一栋房子，要经过多年的准备，一点点买木料，攒钱，挑选宅基地。而我们家在短时间内就得建起新房子，一切都仓促得很，因此我家房子的楼枕、檩子所用的木料，比一般人家都要差。
接下来申请盖房的宅基地，又颇费周折。我家那个叫鹅梨树下的自然村，名实相符地坐落在一个山坳上，只是那棵曾成为地标的大梨树，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砍伐塞进土法炼钢炉里，为社会主义一日千里的跃进事业发光发热，继而灰飞烟灭了。树已灭，名尚存。村里大部分房子处在两座山交汇的垭口，两座山光秃秃的，老辈人说五十年代还草木茂盛，有老虎和狐狸栖身。除了村前的梯田和生产队的晒谷坪，整个村已没有一尺平地。生产队最后同意将离村最近而地势最高、灌溉很不方便的一丘田给我家盖房。这丘田在1949年以前，属于申爷爷家的，尽管土改、高级社、人民公社搞了几十年，但在老头的心目中，这丘田还是他家祖产，心底里很不乐意，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反驳，因为他如果以过去的祖产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我爷爷在1949年以前曾有八亩水田。这老头便走到人民公社告状，当然这个理由更说不出口，无非说占用良田，可一调查，这是丘每年收成不好的“鸡肋”田，于是悻悻然看着一栋新屋在他家西面耸立起。从此两家成了最近的邻居，因为这种过节，很小的时候我都能感觉他的儿女――那几位本族的叔叔、姑姑们眼中的敌意。
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4）
 
搬进了新房，我的记忆库开始蓄水。
我最深的记忆是，爸爸常不在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睡在靠东面那厢的前一间房里。窗户格绷着塑料纸，但常常被风或者是捣蛋的小孩扯开了一角，我躺在一张雕花大木床上，清晨阳光照进来，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去忙碌了，蚊帐已经被撩起来，我一翻身，就透过窗户被扯开的一角，望见远处青黛色的山脊，山脊如鲤鱼背，林木葱茏。再离家近一点的山丘，则是只长着浅草和灌木的石头山。正对着窗户的地方，一块坡地上，突兀出一块巨大的石头，黑黝黝的，长得像一头倦卧的水牛。冬天下起薄雪，这头“石水牛”由黑变白，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如果我还赖着不起床，已忙碌一阵子的妈妈，会毫不客气地把我从被窝里掏拖出来，用刚调过猪食的大巴掌，打我的屁股，屁股会变得湿湿的，而我毫不在意，因为一起睡的弟弟常常尿床。
等我四岁的时候，妈妈让我和弟弟两人睡到后屋的床上，他依然尿床，直到上学。哥哥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满老弟，好幸福，
半夜梦里画地图。
先画洞庭湖，
再画宝庆府。
早上起来一看，
原来是个尿印箍。
等我稍微懂事一些，祖父和父亲便开始给我讲家族史，让我记得祖宗从何而来。我们家族大约是宋末从江西搬迁过来，七百年后，在湘根深叶茂，繁衍支系甚多。各系已没有统一的族谱了，我家这一系的族谱按“显达永代德，基锡洪材炳”排辈分，我是“洪”字辈，乃江西迁到湖南第二十六代从我爷爷“基”字辈开始，每一字辈含五行之一，并按“土、金、水、木、火”之间的相生之意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