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交给温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温济泽。    
  对《革命烈士传》，温济泽本着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不成立专职机构的原则，联系了十几个单位数十人，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兼职人员或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业余编辑部，历时十二载，于1991年出齐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传记的《革命烈士传》，作为向党的七十周年的献礼。关于《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样本着节省人力财力的原则，组织了二十多位业余编注人员，只向文献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经费，搜集了大约六百万字文稿，从1985年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齐。    
  1996年4月初本文草就时，温济泽已八十二岁高龄了。他得过脑血栓，腿脚不灵便，但他还继续被人们推选为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问，等等，加上个人的写作，每天仍工作不少于六小时。    
  温济泽与李之琏，两位都曾受过磨难且已八旬开外的老者，不但没向社会索取什么，也没去“颐养天年”，而是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如今许多一个劲地追权逐利向钱看的人们好生思索么?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初版文后补言
  李锐同志在其《同耀邦的诗交》文中说，他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但使他感到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我与耀邦接触不多，但第一次接触就有同感。    
  那是1979年6月。当月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讲话。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按惯例逐级送审。6月13日午夜，耀邦让人通知我次日清晨七点前赶到他家，与他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    
  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了一个来小时。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    
  谈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说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中去。我们觉得这不合适。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如果加进刚才他谈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或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没有的这些内容是新华社某人乱加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发一条他刚才的谈话?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来回踱步沉思。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使他感到伤了面子?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    
  当然，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约莫沉思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你们说得很对!干脆，会议新闻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我一时来不及去说，请你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说着，他向我们伸出了手：“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然后他登车去中南海，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当天下午，我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谈话。    
  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的这个特定范畴里，若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    
  但在他身居高位时，我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些值得留传后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已一年又十个月，有人约我写写耀邦，我也仅仅写了第一次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并加了这样的题记――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    
  他似乎默默无闻了，    
  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1989年4月他猝然辞世，我和全国同胞一样，是很悲痛的。    
  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觉得“是时候了”，遂一口应允。这时已有不少积累。但为了写得充实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连续采访了八个多月，走访或电话访谈了对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和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参与人，有的甚至还兼是受害人。他们是：与耀邦有过深交的项南、李锐；原中纪委的李之琏和社科院的温济泽；中央组织部或原来在过中组部的陈文炜、苗枫林、丁财源、张志杰、何载、陆沅、成鞘伯、高奇；《人民日报》或在《人民日报》工作过的胡绩伟、秦川、王泽民、于国厚；原在新华社后去了司法部和《法制日报》的庄重；原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原《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陈模、朱志焱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硕儒；原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和孙长江；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逸三；中国作协的张扬和郑仲兵；曾三夫人沈义，王其梅夫人王先梅，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及其女儿和侄女；“伊玛尼党”案的受害者丁铁石、丁坚、白琴，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愿透露其姓名的同志，共约数十人。    
  这些同志讲的，往往都是生动翔实、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此外，人民出版社的刘振声同志，特帮我借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好几年的《新华月报》合订本，使我得以复印了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大量文字资料；新华社图书馆和国内资料室、《半月谈》资料室的李晏、贾晓珊、徐伟民、门玉茹、徐进、沈惠英、韩兰兰、张卫东等同志，原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康国志和原《内参》编辑室王京文同志，北京联合大学人事处王毅同志也协助查找或复印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反复研究了总数不下二百万字的这些材料，越发觉得当年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日日夜夜，是他一生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的岁月。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样波澜壮阔的、把全党全国从崩溃边缘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写写这种岁月中的尖锐复杂、艰险斗争的情情景景，广及于当代并留传于后世，无疑是很值得的。当然，预约的两三万言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    
  1995年9月初，完成了第一部前六章未定稿。《炎黄春秋》找人打印数十份，由本人及家属分送所有提供材料的同志以及本人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等人，恳请他们核实补充和提出批评意见，然后再一一收回斟酌定稿。第二部各章，大体上也一一送请有关当事人核实修改，力求准确稳妥。    
  1995年11月，《炎黄春秋》摘编首发本书第一部前四章。截至写此《补言》的半年中，笔者已经看到的相继发表、转载或连载本书部分章节的报章杂志有：北京《炎黄春秋》、《工人日报》、《中国老年报》、《老年文摘报》、《中华周末报》、《中外报刊文萃》、《法制文萃报》和《文摘报》；《天津老年时报》和《人与法》杂志；青岛《青年参考报》；《上海文化报》和《文汇读书周报》；香港《文汇报》；广州《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大时代文摘》和《炎黄世界》、《同舟共进》、《共鸣》杂志；《贵州都市报》；成都《文摘周报》；武汉《今日名流》杂志；南京《银潮》杂志；郑州《新闻爱好者》杂志；太原《老友报》和《法制博览》杂志；辽宁《鞍山日报》，等等。另有巴黎的《欧洲时报》。未闻和闻而未见的，都未计其内。    
  这说明，有关耀邦的故事，特别是当年他在叶、邓、陈老一辈们支持下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正确落实“人”的政策的故事，发自内心的读者群是十分广泛的。而且有许许多多尚未见诸报端的故事在民间传颂着。下面，就是河南省郑州旅游学校的女学生赵明给我写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供我撰写本书作参考的。赵明写道：    
  1985年10月26日上午，胡耀邦总书记来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县。在嵩阳书院，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国内现存最大的柏树，细听文物局长李振中讲“汉封三柏”的故事。    
  相传汉武帝时，这里就有三棵大柏树。武帝进了书院，看到第一棵柏树枝干挺拔威武雄壮，就高兴地说：“朕封你为‘大将军’。”再向里走，一棵更大的柏树出现在眼前，武帝想了想说：“朕封你为‘二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