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阅读

向他致谢时，才发现他并不会说英文。 
  
  无怪乎卜德老先生想要个孙子呢。车修好了，大家决定先到最近的一个站上打尖。这时父亲脸很红，有些气喘，可还是说"很舒服"。哥哥陪他去盥洗室，过了很久还不出来。我有些着急，托一个男孩进去看看，他一会儿就出来了，说："那位老先生晕倒了，要叫救护车。"我愣住了，直盯着他，他忙又说："已经醒了，像是好了。"这时哥哥扶着父亲出来了，还有两个美国人陪着，送他躺在一个长椅上。两人之一是医生，他敲敲听听，一面命餐室的人拿冰袋，老人是在发烧。医生说心脏没问题。返回纽约应该是可以的。 
  
  父亲躺着，完全清醒了，还是说没有哪儿不舒服，还一再说回哥伦比亚。我们想起他的丹毒旧病，看他的左腿，果然有一点鲜红起来了，觉得有些把握，便决定返回纽约。从父亲晕倒起，只有有用的人上前帮助，并无闲人围观。 
  
  车子在落日斜晖中疾驶，大家都不说话。父亲起先微笑着说没有什么，后来我叫他，只哼一声。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垂下头，怎么叫都不回答，他又晕过去了！等不得到纽约!我叫起来。就在最近的一个收买路钱处要了救护车。我们的车停在路边等候。 
  
  父亲斜靠着我，完全不省人事。难道真的不能回家了么？我们一定得一起回去！旅行前就商量好的，无论遇到什么事也要回去！记得吗？我们庭院中十年浩劫失去的竹子还没有种，书案上都有未完成的书稿，还有我那重病的弟弟在等着，盼着，呵，父亲!你可一定要和我一起回去呵! 
  
  不到五分钟便开来一辆车，跳下两个壮汉，把父亲抬上担架，给他吸氧。紧接着又来了一辆车，这才是装载病人的车。救护人员身着黄色工作服，在浓重的暮色中十分醒目，使人精神一振。他们敏捷地把父亲抬上车，我坐在他身旁，车子往最近的医院开去。 
  
  于是父亲住进了波思·安波依地区医院。我又开始了一段侍病生活。   
  自七十年代始，陪侍卧病在床的二老双亲是我的生活内容之一。记得一次从城里开会回来，疲惫得恨不能立刻倒下，再也不起来。可是母亲发高烧，正等着我送医院。有时是父亲重病，需要马上治疗。每次都要跑来跑去找救护车，找担架，找抬担架的人，求不尽的人情，说不完的好话。比较起来，这次是顺利的。 
        
第46节：安波依十日(2)         
  安波依医院是普通的公立医院，论级别，可能相当于海淀医院，还不如海淀医院宽敞。来就医的都是平民百姓。依我看来，它很好了。它有自动两头起落的床，有活动磅秤，每天称重量，把病人一卷吊起来，毫不费事。点滴抗菌素不是每天扎针，而是在臂弯里埋进针头，用时打开。每天抽血化验，缺什么便补给什么。每人床头有电话，床对面墙上有电视，付钱使用。这都是美国人缺不了的东西。这些大概都是工业发达，医学先进的表现。但是医院给我印象最深的和发达与否似乎没有关系，那是这里的护士。 
  
  护士是神圣的职业，是白衣天使。小时在教科书里读过讲南丁格尔的文章，很为她伟大的人格所感动。可是这些年，我们的护士和天使差得太远了。在美国医院里见到护士的工作情况，不由得要为她们写一笔。 
  
  这些护士小姐们都很整洁漂亮，可她们什么都做。给药打针，铺床叠被，清理排泄物，代病人擦身，总是细心而又耐心。我在这里陪住其实多余，也是格外照顾。一般是不准陪的。父亲住两人一间的病房，十天中换了三个病友：一个是犹太工人；一个是西班牙人，卖肉为生，也不会说英语；第三个是个小黑人，在码头上开什么机器。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差不多，小姐们对他们都一样周到。 
  
  有一位胖胖的小姐，她常用手给病人揉背。"可以轻松一些。"她说。到晚上总问我："要杯茶吗？"一会儿便端来茶或咖啡。我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笑眯眯地说："我喜欢照顾人。"还有一位年长些，说她需要工作贴补家用。有一位特别漂亮的，说她母亲是护士，她从小就想当护士。她们都是中学毕业后又上护士学校，有人在胸前戴着学校的毕业纪念章。最神气的是两位护士长，头戴白色头饰，胸佩工作十年 
( 也许是二十年 ) 的纪念章。她们比一般护士涂抹更浓，显得格外隆重。所有的护士看上去都以自己的职业自豪，并不想随时跳行变做医生，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曾约胖小姐谈谈护士工作。她说可以谈的太多了。一个午夜她下班后到我栖身的吸烟室来。可是我数夜未得安眠，那晚睡得正熟，迷糊中知道她来了，跳起身留她坐，她已走到走廊另一头，摆摆手转身不见了。究竟她们的甘苦如何，我不知道。也许有什么措施促使她们如此积极。不过她们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这一点是显然的。 
  
  这医院病人民族成分复杂，工作人员也是一样。那晚收父亲住院的医生是印度人，后来管他的医生是犹太人。胖小姐是意大利人。化验室有一位中国台湾人，听说来了中国人，特地来问有无需要帮忙之处。医院门口有明文告示，规定对各人种不得歧视。各民族杂居是美国一个突出现象，越到下层越显著。 
        
第47节：安波依十日(3)         
  一纸告示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以前知道美国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多在社会下层，这次来才知道白人中也分三六九等。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一带人属下等，东欧人好一些，法国人好多了，北欧人是上等。白人中的顶尖是W．A．S．P．，即白人中之盎格鲁撒克逊种之新教徒。这类顶尖人物似无明文之优惠待遇，但是在找工作时他们吉星高照的机会总要多一些。 
  
  至于中国人的地位，以前有这样的笑话：中国大使去拜客，主人说我这儿没有脏衣服。现在大不相同了。不少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祖先传给的智慧和毅力在科技、企业界获得高位，还有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祖国，为每一个人撑腰。总的来说美国的民族问题这些年是有改进的。他们也很重视这一问题。 
  
  医院里除医生、护士、勤杂人员外，还时常有牧师出现。刚进医院等着收住病房时，斜对面布帘内有一个从楼上坠伤的黑人女孩，一位黑人妇女显然是她的母亲。还有一位白人男子，我起先以为是她的父亲，后来他过来搭话，才知是牧师。他说帮助排忧解难是牧师分内的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后来在病房也来过几位牧师，都是全副披挂，身着黑衣，手持《 
圣经 》，问要不要谈话。我以为和牧师谈话是危重病人的事，心里不大欢迎。也未见别的病友和他们谈话。   
  护士小姐总是受欢迎的。她们不只细心照料病人，还耐心解释病情。一位高个儿小姐说父亲缺钾，我听不懂，她特地送了一份剪报来，上面是关于钾的说明。主管医生请了医院外的心脑专家来会诊。管推车、称体重的特大胖子 
( 这种胖子国内没有 ) 动作灵活麻利，绝不要求家属助一臂之力。病人膳食也是柔软可口的。   
  安波依医院的普通的美国人用他们平凡的工作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病势平稳后，哥哥因假满必须去上班。分别前他对我说："又剩你一个人了。"我回到病室中，正遇见那已经出院的犹太人送来两个西红柿。小黑人的母亲说有一个什么会要来看望，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估计那是个慈善组织。向她解释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有领事馆在纽约。电话里传来美国各地友人的问候，附近的认识的人 
( 奇怪几乎走到哪儿都能找到认识的人 
)送来食品。父亲可以下床了，我扶他在走廊上踱步，一位住在五人一间病房里的工人笑道："开始他的马拉松!"他的笑容使我想起"文革"中北京的一个医院不肯为父亲治病，病房中几位工人愤愤不平的样子。这幽默和那愤愤都显示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的关心，让人久久不忘。 
  
  客居他乡又患重病，在秦琼的时代是连黄骠马也得卖了。我们这段生活虽然紧张，却不觉凄凉。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个大靠山--祖国。我们不是无根的小草，而有祖国大地可以依附；我们不是飘零的落叶，而是牢牢生长在祖国这株大树巨人的枝头。我们离家千万里，却和祖国息息相通，在祖国的庇护下，我们把落魄变成了奇遇。 
  
  十天以后，纽约领事馆的同志来接我们出院。我回头看波思·安波依的小街，我知道永不会再来了。   
  我们要回家了，回家了。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此期间小弟病逝。此期间父亲在北京又两次住院，一切都方便得很了。护士同志也在向天使的境界进发。何时天下人都能得此方便，而不至盛年殂谢，壮志难酬，则吾身独病死亦足! 
  
  原载《 三月风 》1984年创刊号         
第48节：写故事人的故事(1)         
  写故事人的故事   
  --访勃朗特姊妹的故居     
  在英格兰约克郡北部有一个小地方，叫做哈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