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黑社会

  “我们提议加强辅导工作，令三合会员改过自新，而职业介绍及工作辅导对他们更是实际的帮助。有些机构也协助释囚找寻职业，改过自新，但有黑社会底而未犯刑事的部分黑社会员，他们的出路便是另一个问题。他们极需一个职业溶合辅导的机构来协助他们改过自新。”
  文章说，新青年社会服务处一向的工作是透过工作来辅导行为略有偏差的少年。透过工作、奖励计划、生活津贴等来帮助他们度过“过渡期”，以及纠正他们错误的行为及观念。“我们是一个提倡工作与输导的新社会服务形式，或可帮助有需求的一群。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很乐意提供意见给有兴趣参与此计划之机构及有关部门参考，亦愿意协助有三合会会员身份的少年改过自新，贡献社会。”另一篇意见书是由善导会（THEH·K·DISCHA－RGEDPRISONERS′AIDSOCIETY）提出的，题为《对付三合会问题的意见》。内容为：“本会基本上对讨论文件所揭示的精神表示支持。盖固香港之犯罪问题特别三合会问题的确非常严重，因此本会赞同政府及有关当局应从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打击三合会活动，以维法纪。但可惜整份文件只着重研究设立法例限制及严惩三合会分子，而未有触及刑罚当中康复教化之基本功能，以致削弱刑罚之最终目的。尽管如此，有关当局提出一份详尽之报告书，自有其价值之一面。此在于表明政府对三合会在本港之非法活动，一如市民一样，感到深恶痛绝而决心加以铲除。”
  评“讨论文件”之各项建议：（甲）警方监守行为：本会对于提议重新推行警察监管条例感到十分关注。从本会在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辅导部分警方监守行为个案之经验，发觉此项制度虽可有效地阻吓过犯，但同时亦能损毁被监守行为者之日常生活。根据本会受助者过往经验，警务人员在执行此法例时，所持之态度及手法，是否恰当，往往会影响此计划之成败。很多时候，“被监守行为者”的身份在执法人员探访时被泄露，以致他们受到家人及朋友歧视，甚至因而被雇主猜忌而最终遭解雇。故此，要此项监管制度获得成功，执法人员必须谨慎及适当地执行法例，兔使被监守行为者之个人尊严受损害，更而影响其正常就业及起居生活。
  虽然现时警队在处事及执法方面，比诸60年代显得老练及通达，但也难保警察监管令之重施会否如以往一样被不适当地执行，因而妨碍被监守行为者之康复。我们提议当局应施行一项经改良之警察监管行为计划，我们称此为“康复监管计划”，在此计划下，受监管者按时到警局报到，惟不必接受警务人员之探访，盖此种探访工作由社会工作者执行。以确保其所报之住址及工作地点乃属正确。而社会工作者，则需定期向警方提交有关被监守行为者之行为表现报告，以供警方参考。
  为确保施行监管令之建议是出于公平，本会建议“康复监管令”须由一群彼严格挑选的专业人员，例如社会工作者、感化宫等合力作出建议。而监管令要由法官明令宣判。使过犯明白此乃整体刑罚之一部分，免使他们有一种受双重惩罚的感觉。
  （乙）对三合会分子的行为施加限制：讨论文件认为消除青少年对三合会可能产生之盲目崇拜及错觉，建议政府应对三合会过犯施加若干行为限制，使其在被判后最少两年内不得进入某等场所，本会对此限制能否产生效能表示怀疑，并相信当此限制实行时必带来颇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本会觉得限制中涉及之电子游戏机中心、桌球室及赛马会场外投注站等，其本身作业可视为合法，故其不应被理解为三合会问题之根源。至于其他限制，如禁止携带传呼机，本会对此建议更表怀疑，因现代科技日新月异，黑社会分子在遇有需要时大可转而使用无线电话。此外，如个别过犯因工作时需要携带传呼机，则此项限制无疑是剥夺他们某等工作机会，此对辅导他们日后过一正常生活有重大障碍。
  （丙）设立“脱离三合会声明”制度：对于建议使那些觉悟前非之三合会员可以申请一种“脱离三合会声明”，本会非常赞成及支持，此举可帮助他们在法例上洗脱三合会成员之污点，以使他们重建新生。本会更认为对申请者之任何资料应作最严格的保密处理，而且有关当局不可以此制度作为向申请者获取更多三合会资料。因为，这会使有心作此声明人士碍于“出卖友伴”之忌讳而裹足不前。此外，为增加三合会分子对此声明制度有信心，政府应委任一独立委员会持行此制度，以表客观。
  （丁）大陪审团制度：照美国各州对付有组织及严重罪行集团之经验来看，大陪审团对于协助侦查此等集团之非法活动确起着重大作用。不过在此制度下，疑犯会丧失个人在司法制度之下的若干权利，诸如需接受秘密调查，及不能随便引用避免自陷于罪之权利等。因此，本会认为政府应在考虑设立大陪审团制度之法例时，多征询有关专业人士意见才作定论。
  （戊）使更多赌博合法化：“讨论文件”提议使更多赌博合法化，作为打击三合会控制非法赌博之方法。本会对此意见表示反对。尽管我们明隙三合会主要经济来源来自经营非法赌博活动，但我们觉得让更多赌博活动合法化终非正确解决问题方法。盖此会影响社会风气及民生，从而带来更多难以预计的社会问题及由此产生其他罪恶。
  建议：严惩三合会首领及主脑：目前三合会活动之猖獗，很多人归咎于刑罚之过轻，以致形成不能对三合会分子产生阻吓作用。其实以现时法例规定，“任何人士如被接三合会分子罪名成立，如属初犯可被判罚款2000元，并入狱3年；又如属第二次或多次犯该罪向被判罚，则可被判罚款5000元，并入狱7年”。细观此刑罚不可谓不重，但何以对三合会分子未能产生阻吓作用，此或许由于颇多三合会分子被定罪后，其刑罚多为罚款而很少被判以监禁，故造成他们对刑罚之轻视。但若从法官的角度看，由于大部分被控之三合会分子是街头匪帮及初阶段会显而非幕后策划首脑，所以多数不愿太过严惩那些恣意自称三合会分子之无知青少年。因此本会认为当局必须加紧现有检控及刑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三合会首领必须施以严厉惩罚。
  不同策略惩处三合会分子：由于三合会分子之定义颇为广泛，而且三合会分子之活跃程度非常参差，形成同为三合会分子，其参与犯罪活动之深浅、差异可能很大。因此本会认为政府不应使用同一策略及惩罚方法来对付不同活跃程度之三合会分子，而应以其活跃程度分类，继而采用不同策略以对付。我们明白将三合会分子分类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本会建议可以以三合会分子在其三合会内之职位、他们过往的犯事记录、犯事心态、家庭背景等作为分类的依据。
  分配责任：本会觉得我们不能单靠增加警方权力来扑灭三合会活动，其他政府部门均应合力参与对付消灭此社会问题。本会建议为确保警方权力不被滥用，政府应设立独立监察组织以监督当局所赋予警方人员的权力及运用。
  从以上的两篇对“建议书”的“建议”来看，香港社团组织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气度，着实为黑社会人物中愿改过自新的人着想，考虑他们的就业、与正常人一样地生活、维护做人基本尊严等等，总之是为改过自新者“回头是岸”创造健康正常的心理氛围与社会环境，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消极因素的作用。而且善导会更进一步提出用不同策略惩处犯罪程度不同的三合会分子，向客观、合理又迈进了一步。
  这份讨论文件由政府向世界派发18000份。19个区议会及19个扑灭罪行委员会都曾对这份文件举行详细的讨论。其他不少团体也研究了该文件，当局还进行了民意调查，收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部分人士及团体以书面提出意见。最后，立法局在1986年7月9日举行该文件的休会辩论。1986年10月10日《大公报》发表了港府在立法局会议上发表的声明的全文，在此摘录一部分。
  “当局已详细研究社会人士提出的意见和提议。市民明显地大力支持政府强硬对付三合会分子与有组织的罪行。下面第4段说明政府打算如何实施讨论文件的建议。不少人曾提出很有用的意见，当局在发展详细建议时，是会把这些意见考虑在内的。
  所采取的行动，政府会立刻着手把大部分有关给予证人较佳保护的建议，付诸实施。其他受到市民大力支持的建议，也会尽快实施。有些建议是较具争论性，而市民对这些建议也提出不少意见。当局会对这些建议再加仔细研究，然后才考虑应否施行。另有一些建议是不获市民支持的，或是市民认为目前是无必要去实施的。下面是政府现时所会采取的行动：受到市民大力支持而会立即付诸实施且毋须修改法例便可实施的建议：（a）如认为证人有可能受恐吓，则在送达办方的证人供词中划去证人的地址：（b）在可能情况下，分派警方人员照顾可能受恐吓的证人；（c）发出通告提醒所有检控人员注意，根据香港法例第二二一章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现行规定，法庭有权把旁听席内的可疑人物驱逐出法庭，以保护证人，受到市民大力支持而将尽快实施的建议：（d）在适当的案件中采用单向观察镜，供证人认人之用；（e）提高香港法例第一五一章社团条例中所订定的罚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