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鲁斯特哭泣

然而，它投在每个人心中的阴影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深浅，有人感到麻木，有人感到灼痛，有人则被无法排遣的恐怖紧紧攫住。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的开头就叙述了这样一位“时间恐怖症患者”：
    “我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在纳博科夫看来，生命只是一道光缝，是黑暗中最微弱的闪光。永恒的黑暗像监狱的墙壁堵在生命的两头。生命左冲右突，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纳博科夫描述的这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也许就是作者自己），他的恐惧并非来源于对死后的担心，而是来源于对出生前那片黑暗的想象。那是可怕的虚无。
    类似的时间恐怖，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深刻地体验过，在《早年回忆》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吃奶、断奶、学爬、学走、学说话，可是无论我怎样在记忆中搜索，却找不到一点印象，想想都觉得奇怪，可怕……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我的？什么时候我开始生活的……从五岁的幼童到今天的我不过一步之遥。从新生儿到五岁幼童，那距离就大得可怕了。从胚胎到新生儿，中间隔着的是深渊。从不存在到有胚胎，那中间隔着的已经不是深渊，而是莫名的什么。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引起的形式中解脱……”
    和他的俄罗斯同乡纳博科夫一样，托尔斯泰把存在的虚空比喻为“深渊”。“深渊”，当我们在恶梦中见到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恐怖啊。
    2001年2月5日
    
    阅读书目
    《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是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的最后一句话。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菲利斯·罗斯用一部书的叙述，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却是启示录式的道理。
    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部书的标题——“遗产”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那是“遗产”。
    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罗斯记录了年迈的父亲从得病到死亡的过程。1988年，八十六岁的老父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作家为父亲联系治病，照顾父亲手术后的生活，最后为父亲送终。
    这中间，有一段情节：
    经过一次手术后，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在细致地打扫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后，作家体察到：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因为那是遗产。而遗产是“屎”。“屎”既是你必须直面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赫曼·罗斯式遗产的隐喻，更是美国式传统的隐喻。
    赫曼·罗斯，一个普通的美国犹太老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点，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他的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他自己则为了生存在美国苦苦挣扎。他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敲开黑人家的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他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是每天等着别人看完再传给他；他固执到几乎让他的母亲在最后几年彻底崩溃……所有这些事，你都不准忘。作家这样告诫自己和世人。哪怕是臭屎，那也是你要必须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到脑后时，你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总是在努力告诉我们：你应该学会忘记。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改革。以前是疾风骤雨式地和过去划清界限，现在遗忘和隐瞒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是啊，屎是那么臭，过去是那么不堪，干吗还要留作遗产。
    那些有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尴尬事实都被埋葬。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就埋了。不需要任何送葬仪式，埋得越快越好，烂得越快越好。我们没有过去，也无从知晓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有一切向前看的英勇斗志。我们没有悲伤也不拉屎。我们必须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忘记过去。
    国家和民族是这样。这个国度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早已陷入中国式集体无意识的泥淖。当你遭遇失恋，所有的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掉一切吧。于是，遗忘成为唯一的疗救，爱情的创伤成为自我的禁忌。你如果干了坏事，内心给自己的忠告也是：忘掉。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自己面对。
    我们没有遗产。什么都忘记了。
    2006年10月8日
    
    阅读书目
    《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菲利普·罗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帝国的种子】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罩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
    这样的开篇，将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潜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个庞大使团中的一员。但是我和那些英国人不一样，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注视着两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们一样，沉重而哀伤。
    书名叫《停滞的帝国》，在书的扉页，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尔在1822年给中国下的著名论断：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说的是“中华帝国”，而黑格尔和“中华帝国”都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生气。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实在太容易了：那么伟大的发明，那么伟大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那么伟大的革命！那么伟大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既然那么“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驳了吧。否则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不变性。谦卑些吧。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有点自知就会发现，在21世纪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基因里仍然带着乾隆时代的全部遗传信息。
    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美英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相比，本书描述的事件实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国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向清朝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一次沮丧的旅行。
    本书的作者并不这么简单地认为，在他看来，中英之间发生于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史诗。为什么直到17世纪中国文明仍能领先于全球？为什么随后它却被别国赶超，并且它的部分领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样沦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为了世界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它的现代化进程是如此步履维艰？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中，我们已经听到风声鹤唳。
    中国此后产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发出了暗绿色的芽头。看看这些人——乾隆、朝臣、地方大员、小吏、士兵、妓女、纤夫，看看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再看看把他们统一起来的那种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你就知道痛苦的种子埋在哪里。
    1793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殖民统治，一跃而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1793年，大清帝国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国”的天朝美梦中。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赞成乾隆万岁爷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一个多么贫穷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这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而直接导致马戛尔尼最终失败的是一件看起来同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据大清朝的礼仪，前来“进贡”的马戛尔尼必须在乾隆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