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鲁斯特哭泣

    电影放到一半，图森来了。有人带头鼓掌，引发了一阵还算热烈的掌声。掌声催生了图森的明星气质。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他向大伙点头致意，然后款款入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了不错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只是，他落座不久便陷入了法语系学生的小团体中，陷入了学生的对话练习预谋中。他们一副言谈甚欢的样子。我们只好干坐着，相互寒暄，间或认真地吃一颗瓜子。我们本来想让晚上的聚会成为一次交流的场合，然而我预感这样的愿望又要化为泡影。因为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失去了对事情的控制，并且听任偶然因素的摆布。
    黑城决定为我们预想的和图森之间的交流作最后一次努力。他把图森从学生堆中领出来，带到电视机前。大家静一静，黑城清清嗓子说，电影已经放完了，大家有什么小说和电影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与图森先生交流，浙大法语系学生为我们翻译。
    一个女孩走到前面，问图森：“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小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差点让我噎着。问得很无知，也很不礼貌。图森的回答有点含糊其词。图森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而新小说给人们的印象是复杂难懂，但是图森的小说并不难懂，至少在我们的眼里并不难懂，就算难懂，那也不是什么过错。法语系学生在翻译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黑城大声地说，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图森的小说，最多的一天曾经卖出五万五千册以上，可见并非难懂。另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好的小说总是让人感动，请问图森先生，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个问题有点不着边际，似是而非，让图森支吾了半天。也许他的回答也有点闪烁其词，法语系学生挠着头皮，让图森再重复一遍。大家哄堂大笑。后来的几个问题也是如此。整个儿就像一次蹩脚的记者招待会。
    我坐的这张桌子紧挨着电视机，所以我能清晰地看见图森的脸，这是一张深藏不露的脸。从他礼节性的回答来看，他似乎把所有的提问者都当作了采访他的记者。他的回答充满了外交辞令式的模棱两可，充满了逃避和躲闪。我问他来之前对中国有什么印象，经过这二十多天的了解，现在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印象。他的回答是，中国是他最向往的国度，现在他仍然处于深入了解的过程中。这样的回答当然无法使我满意。后来，他坐到我的对面，不过不是和我交流，而是在接受某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回答的时候，十个手指用力地揉捏一颗瓜子，直到采访结束，才“颇为艺术地”把那颗瓜子剥开。
    晚上十一点，黑城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走出纯真年代。冬天的风迎面袭来，我裹紧衣服，仍然觉得寒冷。路灯朝静寂的大街尽头延伸。我忽然想起图森小说《浴室》结尾的话：“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是啊，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没有风险的生活，就像小说《照相机》里所说的，它“没有想象中的创伤、刺激”，它是“温驯的，像每一刻过去的时间那样温和”。生活在别处，我们渴望另一种生活，渴望能抛开眼前令人不愉快的一切，渴望像让-菲利普·图森那样去写作，去游历，去拍电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去生活。可是，我们害怕过这种生活之前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害怕种种可能的风险。我们没有勇气。我们浮躁而懒惰。长久以来，我们以一种最正常不过的方式工作，吃饭，睡觉，每一步路都走得安分守己。让-菲利普·图森的到来给我们生活切开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可是，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具有良好的可鄙的自我愈合功能。当图森离开我们的时候，当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切又恢复如初。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2001年11月30日
    
    【一个女人的哀歌】
    他终于同意我把他和她的事情写出来。
    “我们聊聊看吧。”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说。
    刚刚入梅，省城的大街上飘荡着梅雨的气息。我们约好星期六下午两点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见面。
    在这之前，有好几次，我想把他和她的故事写出来。我和他说，但他总是保持沉默，等我转换话题。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残忍。他的伤口还刚刚结痂，可是我固执地想揭开它，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咖啡馆是新开的，没什么生意，很安静。暖色调的台布，柔和的干花，新式自鸣钟。窗外暗灰色的天空。我们并排坐着。还是那样一副平淡的表情。还是那样一副淡然的姿势。他拿出数码相机，给我看女儿吴悠（小名跳跳）的照片，这天上午在小和山拍的。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一生无忧。再过几天就是6月19日，那是女儿两周岁的生日，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他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黄畅文受难的开始。
    “我们非常相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说，“我们在生活中配合很默契。我在前面吸尘，她在后面拖地板，抹桌子。她烧饭，我洗碗。她洗衣服，我晒衣服……事先谁都没有说过什么，但却商量过一样。”那些事，恍如昨日，可是他说得轻描谈写，仿佛那已经很遥远了，而且和他一点都不相干。
    那时候，他们住在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的宿舍里。每天吃过晚饭，他们一起出去散步，顺便买些水果回来。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去爬山。她喜欢炒股，股票涨了，她开心，他也跟着开心。如果觉得她开心过头，他会给她泼点冷水。股票跌了，他就不停地安慰她。她生病住院以后，股票不再有人打理，跌得很惨。
    1998年10月的一天，夜晚，他和她在湖滨六公园的雷霆宫初次见面。她穿着白衣服从他面前飘过，是那么漂亮、飘逸。他拨通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她的手机里响起。月亮很圆，湖面氤氲，茶馆的露台上只有他们两人。喝完茶，他蹬着自行车，把她从六公园送回大关小区的家，再回到灵隐路父母的住处，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就这样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那辆见证了他俩悲伤而伟大的爱情的自行车，如今停放在他们在城西的公寓车库里。不会有人再去骑它了。
    生活向他们呈现着最瑰丽的一面。1999年5月，他们买下了城西一套带阁楼的顶楼房子。同年8月，他们在西湖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没办婚宴，也没拍录像。他们和朋友一起去了泰国。只有他们一对参加了自费项目蜜月岛的旅游，回来后他们一致认为那是整个行程中最好玩的地方。为了方便上下班和装修房子，他们买了一辆面包车。房子装修得简洁而舒适，也很现代：大块面的色彩，开放式的厨房间，带斜天窗的阁楼，安装了遮阳蓬的阳台上铺着光滑的鹅卵石，上面摆放着各种植物。她是拾掇植物的好手，我深刻地记得有一次去他们家里，她教我：“给花浇水要浇透，等干透了再浇，两个透。”2000年，她参加房地产评估师资格考试，顺利过关。2001年下半年，她怀孕了。他们每一天都被幸福感充盈着，生活仿佛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依次绽放。
    她吐得很厉害，吃下去的东西，过一会儿就全部吐光。他们把这看作孩子降生之前必须经受的小小的磨难。他们去省妇保医院。医生说，这是妊娠反应，有些孕妇会一直吐到孩子出生为止。医生没有建议做射线或胃镜检查，因为那将对胎儿不利。“算了吧，”她对丈夫说，“我一定能挺过去。”于是，她继续挺着。可是孩子都快九个月了，她还在呕吐，早上吃下去的东西，到了晚上便吐得一干二净，更要命的是脖子上还出现了可怕的肿块。生活开始显示它那狰狞的一面。2002年6月17日，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妻子送进省妇产科医院。6月19日，距离预产期还有整整一个月，她被紧急推进产房，施行剖腹产手术。
    6月19日，在吸收了九个月的母体营养之后，一个新生命降生了。6月19日，他和她提前成为了真正的父亲和母亲。6月19日，她的母爱彻底觉醒。6月19日，她精神和肉体的炼狱还刚刚开始……都已经成为往事了，如今，往事的当事人成了我面前的叙述者。现在我们坐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里。两年前，这间咖啡馆并不存在。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她会离开我，”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们会克服所有的困难。”他说话的口气变化不大，但我能觉察到他的内心已不复平静。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他喝了一口水。
    “她一点都不怕手术……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医生谈天……”他说，“剖腹产手术做过才两天，腹部的伤口还缝着线，她就坐着轮椅去一楼拍X光片。她忍着痛站在放射室里，我想扶着她，可是不能。她还跟我说没事，天晓得她是多么痛苦。拍过X光片后，她又去做了B超。”
    一星期后，黄畅文从省妇产科医院转到浙二医院。她先是住在消化科病房，两天以后，转到了外科病房。医生给她做胃镜和CT检查，最后告诉他：胃癌晚期，可能性百分之九十九。医生没有说百分之百，也许是想给他留一线希望。可是对他来说，这百分之一的希望给了他百分之百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