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即使是皇帝，也在所不惜。从这里可以看到，旗人由于汉人的宝座崇拜而得以比较容易地进行统治，但其自身从汉文化获得的宝座崇拜观念则不如汉人那么根深蒂固。在通过南书房和军机处的相继设立确立了皇帝绝对专权的中枢政制以后，他们仍然部分地保持着贝勒议政时代均势民主思想的残余。所以一到关键时刻，可以以集团的名义把皇帝抛弃。而皇帝一旦被自己的集团抛弃，也就成了集团罪恶的替罪羊，而集团则因此保存下来了。
  在回顾那一段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只看到旗人以武力为基础强行维持的社会秩序的统治，而不看到中原传统文化以宝座为核心自然运转的精神秩序的继续。其实前者的硬性钳制是依靠后者的柔性束缚才得以保持的。换言之，旗人的野性是以汉人的驯服性为条件才得以转化为控制效能的。满汉之间的所谓“民族同化”，不是强化了汉人而是弱化了旗人。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呢?有一则关于萧伯纳的传闻，某美女建议萧同她结婚，说这样就可以生下兼有萧的智慧与她的美貌的孩子。萧问道：“如果孩子面貌像我而智力像你，那怎么办呢?”当我们骄傲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曾经同化了多少外来的异族征服者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又能比那位美女高出多少?
  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赋予了皇帝的权力以一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也就抽掉了皇权的任何可以立足的现实基础。因为自为根据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根据。以致任何人，以任何手段，只要能夺取宝座，也就能获得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往往是武力出政权，一掷赌乾坤。“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必然也罢，偶然也罢，旗人集团的入主中原，以及它后来的腐败、内讧和走向衰亡，都不过是无数这类事件中的一件。无论鹿死谁手，事情还是那样。规范、角色和刀具，表面上看起来是历史的主体，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具体现实的舞台罢了。
  “历历维新梦，分明白曰中。”这件事有点悲壮，有点残酷。但也有点荒唐可笑，有点令人忧伤。一个泱泱大国亿万苍生的命运，竟然要由小小一个特权集团内部斗争、幕后交易的谁胜谁负、谁得谁失来决定，岂不既可悲而又可笑。为什么亿万人的意志竟然对历史道路的选择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们都没有意志。没有意志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都是武力出政权，而不是人民意志出政权。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舞台，就显得非常之狭小了。小到故宮绛红色的围墙，就可以把它深深地隐藏。在那围墙后面演出的戏剧，有许多是人们当时没有看到、而现在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的。透过绛红色的迷茫凝视着凋零的沉寂，我们不禁要问，彼得大帝为俄国能做到的，明治天皇为日本能做到的，光绪皇帝如果更策略一些，是否有可能为中国做到呢?如果他做到了，后来的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是否还会如期爆发呢?
  不知道。原载《读书》杂志二00五年第十期关于人的本质高尔泰《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人和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也是现代美学的中心问题。
  审美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审美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需要。所以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美则不研究人，或者研究人而不研究美，在这两个方面都很难深入。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重门深锁的禁区，以至于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本文的写作，是为寻找出发点面蜍的一个初步的努力，只谈了一个人的本质问题，即便如此也还是感到题目太大。“茫茫大海与无齐，无限行程望欲迷”。不知一叶蓬舟，能得几许?
  我们关于“本质”的理论，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它是我们把一事物与一切其他事物及其有机整体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方法。宇宙本体是一个有机的和生态的过程，一股生生不息的永恒之流，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方法，则所有的事物在其终极的意义上将合而为一，而在现象上的多样性将不可理解。
  分开来看，一事物、一过程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是有区别的，但不是独立的。
  所谓“本质”，是指一件事物或一个过程在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及其有机整体中有别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的内在基本特征。所以要确定一中物一过程的本质，只有把它放在与他事物、他过程的整体关系中来考察，才有可能。例如生物的本质是相对于无生物而言的，它必须以无生物为对象，与无生物作比较，才能确定。人的本质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而言的，它必须以动物为对象，与动物作比较，才能确定。
  所以关于本质的规定性，不仅来自人类具体地考察各别事物的需要，也来自人类整体地认识世界的需要。孤立的、单独的事物是没有本质的。孤立的、单独的个人也是没有本质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叫“无对象的本质是非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怎样超越出动物界，人就怎样进入历史，而形成自己的本质。
  所以马克思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人的本性”、“人的本质”这种提法，同现在在我国学术讨论中所通用的“共同人性”这一提法，有重大区别。我们所谓的“共同人性”，是同人的“阶级性”相对而言的。后者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和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人的属性；而前者则是指这种“阶级地”不同的人们之间相同和共有的东西，即人的自然本性。而无论是后者，还是前者，都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后者是指人和差异而不是指人和动物的差异。在历史和社会之中，人和人的这种相同之处，只能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如食欲、性欲之类生物学上的本能，而这些本能，是动物也有的。
  这两种说法，表面上有所不同，实际上殊路同归。说人的思想行为是由他的阶级利益所决定，实际上也就是说追求利益的本能是一切人共同的本能，也是人性论。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一是指具体的人性，一是指抽象的人性；一是指人性在不同社会必然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异化形态，一是指产生这一切社会必然性及其异化形态的同一个自然必然性。归根结底，二者并不矛盾。人类之划分为不同阶级，不过是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在么衣制出现以前漫长的原始社会，和消灭了私有财产以后的漫长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没有阶级的人类社会，那时没有阶级性，不等于没有人性。二者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现。
  所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人的本质。把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是对于社会必然性的盲目。把共同人性当作人的本质是对于自然必然性的盲目。而归根结底。所谓“社会必然性”，例如经济必然性，不过是社会中的自然而已。盲目(无意识、不自觉)是动物的特点。这两种对于必然性的盲目，具有同一种动物的性质。正如在原始自然中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在社会的自然中，人也具有自己的动物性。例如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君君臣臣”被看作和“父父子子”一样的自然现象，人类社会就象自然界生出狼和羊，或者蜂王、雄蜂和工蜂那样直接生出王公、贵州和奴隶。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
  当然，“人类动物学”不完全等于动物的动物学。它经过了人类异化劳动的一系列中介，如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中介环节，打乱了原来的自然秩序，呈现出一种错杂的状态。例如，马克思指出，在自然界是工蜂杀死雄蜂，而在人类社会，则是雄蜂杀死工蜂，即不劳而获者杀死劳动者一一用工作把他们折磨死。这种情况不同于自然界，但同样“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
  把人性或人性的某种异化形态(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无异于把动物学当作入学。在这个领域内寻找人的本质，那就一一借用一个现成的比喻来说一一象易L生笔下的人物培尔。金特在剥洋葱皮；他剥了又剥，除了皮还是皮，终于没有得到“洋葱本身”。对人人辦语言和行为，用政治经济学的、或者心理分析学的术语作出解释是容易的。例如，数学家们早已在证明，心灵不过是无数复杂反应的总和，它接受信息并进行处理，以维持机体的稳态；而对于生物学家，人脑也象其他生理器官一样，不过是生物体为了维持生存，在进货过程中形成一种特殊工具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则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即他们的阶级利益作为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动力。假如社会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说人的心灵，包括思想、感情和意志都可以在这些特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序的联合国吧操纵，那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奇怪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就变成机器，或者不寄托了动物了。而这也就是说，当洋葱皮剥完时，“洋葱本身”也没有了。这种结果一定会使得拉。美特利在九泉之下高兴得眉开眼笑的。
  受客观必然性    无论是生理必然性还是经济必然性    的支配是动物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