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解放”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需要，审美的快乐就是这种入的需要的象征性满足。所以任何事物，从万古长存的雪山到瞬息即逝的鸟语花香，只要一旦成为审美对象，也就同时成了接通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的中介，而成为人们从一已的忧虑之中遁逸出来的桥梁。而这，也就是所谓“微尘中见大干”。因为突破了“微尘”与“大干”的界限，人在其中才得以实现人他的自由，并且直观他的自由的自我。如果说离群索居的孤独的个人是不自由的，那么，当这样的个人在审美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的“自我”这个黑暗的斗室里透讲了一丝倏忽即逝的微光。美之所以能够对于不幸和痛苦的人们是一种无言的慰藉，原因就在这里。
  正因为审美的需要是一种人的需要，所以一种犯罪的心理是同美不相容的，所以粗野庸俗的、动物性的人，例如市侩、恶棍之类是没有美感的，他可能只看到珠宝的价值而看不到它的光泽的美，他可能认为一个立柜成一对沙发比一幅名画更有价值。美是人的人化程度的标志，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境界，这不仅是指五官感觉，也是指精神感觉、实践感觉一一理性、意志、爱。不仅是指人的快乐，而且是指人的痛苦，一一人的特有的痛苦。
  动物只有肉体的痛苦，这痛苦通常是由肉体需要的缺乏(“缺乏”表示着每个生物存在的界限和它对外间世界的依赖)所引起的，例如食物的缺乏表象为饥饿，温度的缺乏表象为寒冷等等；人则除此以外还有精神的痛苦，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那些人类特有的痛苦，如孤寂、悲哀、空虚的烦闷、无所可爱的痛苦等等，就会看到这些痛苦都是由于入的对象缺乏所引起的。内心里有的东西实际上没有，表明“我”和世界的疏远。在这种疏远里存在着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自由和必然的矛盾。这矛盾被体验为痛苦。矛盾越是尖锐，则痛苦越是强烈。
  无爱是一种低能，无所可爱则是一种不幸。无爱是内在的空虚，无所可爱则是外在的空虚。无爱者是不会感到无所可爱的痛苦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存在的那样的对象，所以也不会有对象的缺乏。这种情况的极端就是麻木不仁，麻木不仁并不等于罪(例如契诃夫《第六病室》中那相“桶子似的”农民并不是恶人)，但人愈麻木，就愈是接近动物。你不可能使一个无爱的人感动，正如你不可能使动物感动。用我国的成语说，这就叫“对牛弹琴”。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种共同的审美判断，也就是不同的人们寻找共同点的一种立场。与之相同，自豪感、羞耻心等等都是在“看到别人”或者知道有别人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由于有别人，我便具体地意识到了我存在的意义，这意义作为历史的产物要求自身的对象化，这个需要的满足，就被主体体验为自豪、羞耻等等；它的不满足就被体验为怅惘和寂寞之类。“更无人处一凭栏”，寂寞是充实心灵空虚的以太。
  屈原、李贺之向往山灵水神；拜伦、莱蒙托夫之迷恋于幽谷深山；安徒生之一味拂弄孩子们的心弦；席勒之有意识地遁迹于希腊罗马遥远的“黄金时代”，都是由于寂寞。甚至司马迁之写出宏伟的历史著作《史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寂寞。你看他笔下那些慷慨悲歌、“相乐也，已而相位”的人们，往往为了封建领主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知遇之情，甘愿漆身吞炭，挖眼剖腹以报，不是寂寞是什么?但是司马迁之写出这些人物，也就是他在寂寞中对于寂寞的一种超越。艺术是一种超越。正如美是自由的象征，艺术也是自由的象征。美和艺术的区别，是在于它们作为一种人的需要的象征性满足，前者仅仅是人的五官感觉的对象，后者则同时也是实践感觉的对象。艺术品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所以它也是劳动产品。艺术创作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不但物质生产，也是精神生产。如果这产品使人感动，能够征服人的心灵，那么这也就是“客体为自己生产主体”。作为一种历史的因素，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艺术也是人类走向进步的现实的运动的表现。
  八
  由于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之中，所以抽象的、静止的、孤立的个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也不具备人的价值、意义和丰富性。孤独的个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也不具备人的价值、意义和丰富性。孤独的个人的存在历史上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这样的人的存在是动物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存在。所以一旦人和历史、社会脱节，一旦人和“人的世界”疏远了，一旦人的族类由于内在的矛盾而自我分裂，孤独的、不自由的、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空虚、生活没有意义；就会被异化为“非人”的事物，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
  入之孤立而成为个人是迫于历史过程的力量。但人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现实性。自由在这里是一个主体性的东西，即使它被压抑、被异化了，它仍然是被压抑异化的人的本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又是一个在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被自己的本质所压抑的伟大的存在物。世界历史的曲折、缓慢而又艰难的进程，无非也就是这个不断地自我实现又自我否定的、人类从自由出发而又向着自由前进的运动的可以触摸到的现实而已。
  所以每一个历史地不自由的个人又都以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创造历史，而在这创造中实现他的自由即他的自我。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自我创造的生物。所以自由并不是一种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人类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时候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那样，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了。当布鲁诺在认罪书和火刑柱之间作出选择时，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请求赦免和终生苦役之间作出选择时，镣链正锁着他们的手足，但他们仍然是强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火刑柱和终生苦役把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被与社会隔离，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是族类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属于一个永不失败的队伍。个体做不到的事情，整体都能做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万能性。整体是不会失败、也不会死亡的，因为在整体中，这一个人的生命和事业可以通过另一个人延续下去，薪尽火传而生生不息，以至于无穷。对于族类整体来说，提起脚是在走路，放下脚也是在走路，而上升的道路和下降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为真理而受苦受难的布鲁诺和军尔尼雪夫斯基都由于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物质规定性而从狭隘的“自我”之中解放出来，而和全人类一同受苦受难。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苦难都不能越过他心中的某个东西。而同时，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的痛苦也获得了某种快乐的性质。因为做一个痛苦的人总比做一个快乐的动物要好。他们的痛苦是他们的人的本质的证明，他们通过这一痛苦而体验到自己的人的存在。所以他们宁愿选择痛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由于在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中实现了存在和本质的统一，痛苦获得了快乐的性质，囚禁获得了解放的性质。
  这里用布鱼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例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不，他们早已经被超越了。他们是应当被超越的。他们是作为人类通向真理的桥梁被超越的。就是说他们是作为人类自我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被扬弃的。而他们的被超越和扬弃，也就是他们的参与创造历史。如果没有这各步断的超越，历史也就停止了，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如果不是和路连在一起，桥还有什么意义?成为桥，是他们为人类为历史作出的贡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形成的各个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和基于这些状况的物质需要，是人的存在的“彼岸”，而“彼岸”世界的存在正是由于有这些桥梁的缘故。所谓个人创造历史，也就是桥梁创造彼岸。不是桥梁“通向”彼岸，而是桥梁创造彼岸。“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哲学，是此岸的哲学，因而也是动物的哲学。成为桥梁也就是成为人，这是他们的自我创造。人只有参加到历史的行程中才能够自我创造，只有在创造世界的同时才能够自我创造。
  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它不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它就是创造活动本身的表现。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变成了荒淫残忍的暴君，有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期间个人的选择作为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组成部分，纵模交错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茫茫尘世中无数人的这些微小的、看不见的活动的总和，是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深远的潜在动力。所以一个人有可能在实践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而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把偶然性引进历史。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个人把偶然性引进历史是可能的，历史才不是抽象的历史，才不是黑格尔式的无情的逻辑行程，才不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作从一个点向着另一个点直线前进的手段的入之外的力量。
  承认个人参与创造历史，就逻辑必然地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把一切都归因于历史的必然，用自己没有自由来解释。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但是探索还是盲从，正直还是卑鄙，勇敢还是懦怯……选择的机会对每个人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