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它只让供求力量来决定一种自由获得的市场价格。十六世纪最后四分之一阶段一开始，便出现定期将这些价格汇集公布的做法。阿姆斯特丹的“行市表”传布甚广，提供了有关可以成交的条件的信息。这些行市表在所有重要的欧洲城市的档案馆中都发现了。它们为商人提供了一个在低地国家本地和其它地方洽谈生意的起点。只要运送其商品到阿姆斯特丹的费用允许，便没有商人会留在当地而不到他可能多赚钱的阿姆斯特丹去销售。
  国际贸易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扩张也得力于运输商品费用的大幅度下降。无论是陆路还是海上，运输成本都降低了，从而使低值笨重货物的贸易得以发展。在这一发展中海上贸易居领先地位。海商将地中海、波罗的海同非、亚大陆和新大陆连结起来。内陆贸易的路线和集市，其绝对数仍增长了，但与邻海地区比却相对下降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市场通过可通航的水系彼此相连。
  十六世纪初期适于远洋航行的小型船舶可能对近代初期有限的海上贸易是适合的。许多港口如安特卫普、鲁昂、伦敦和塞维利亚都座落在还有一段陆路的江口处，吃水浅的船只才能进入。当贸易还不广泛时，小船具有往返省时的明显优点。由于法国、英国和荷兰海盗的存在，商人把货物分装到几艘船上也比较有利，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全都损失的风险。
  一五OO年以后，专门贸易如波罗的海沿岸的木材贸易的发展则使大船更经济合算。海盗的肃清或减少，国际货物量的增长以及海上保险的发展，共同使较大的船舶在一条条航线上变得比较经济合算。船舶的平均吨位增加很慢。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发展，一六OO年至一七五O年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每年按百分之零点五和百分之一的比率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贸易的效率也随之提高。
  航运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一种创新的推广。一种叫做flute的新型运货帆船的发展是一大进步，它明显有别于早期那种武装运货船。荷兰约在一五九五年前后发展了这种帆船，而世界各条商业航线上采用它则取决于在各个贸易地区大规模的、经常的和有效率的市场的发展，取决于肃清航线上的海盗和私掠船。flute为腾出空间载货和易于操纵，牺牲了加固的结构（可以支撑大炮的重量和后座力以及其它装备和复杂索具的重量），这样也使船员人数减少。结果明显地大大降低了直接的营运费用。这种船立即被用于波罗的海，那里有大规模的经常性贸易，海盗和私掠船也被肃清。但由于船是为大量载货设计的，防御较差，因而利用不足的可能性以及在海盗出没的地中海航线上需要保护（或保险）的费用便使这些成本节约归于无效。这种普通船只应用于这样的航线上便推迟了，直到经常性市场已发展起来，海盗减少乃至肃清时才得以推广。位于内陆的市场区域是不可忽视的。某些商号专门从事大陆贸易，因而致力于减少旅途的风险。商队成帮结伙或由地面护送来保护货物通过。这就使小商人能够参与长距离的大陆贸易。著名的德国黑森货车队和意大利大商号用意都在于维持和保护大陆贸易线便是很好的范例。
  商业组织在这几个世纪里的变革，一般来说其特点并不是新发明而是对意大利人早先发现的那些已知技术的创新。低地国家的市场的迅速扩大，有可能发展一些将对低水平经济活动无效的新制度协定。
  在这两个世纪，商业组织中的新因素在于对公众利用有利的商业机会的方法所进行的创新，这一方法比早先德国和意大利的大而集中的家族公司所拥有的更灵活变通。股份公司和代理商就是重要的好例子。例如在暂时性的组合中入股的资金入伙使许多小商人可以提供资助远洋航行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使所含的严重风险得到分担。付出一定佣金利用其它市场上的同行商人进行买卖也使小商人得以参与本地市场以外的贸易。这些组织技术为小商人提供了参与重大冒险事业和横贯大陆贸易的手段。尽管大体上，商人仍组织成家庭经济或小伙伴关系，但他们的方法已比较复杂了。他们不仅对交易的可能性消息灵通，而且善于利用它们。商人的人力资本在这一时期增长惊人。正规商业学校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做法。复式簿记技术已被广泛传授，并成为标准的会计惯例。
  第二节
  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与商业的兴起和主要民族国家之间不断的冲突分不开的。欧洲的王权已成为危机时期的借款者，任何团体一旦富裕，便可能成为王权大量借贷的贷款者。商人寻求妥协退让，这是贷款最初的来源，也是被迫提供贷款的团体致命的弱点。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看到，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大家族公司已成为国王的借款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接受委托，签订矿山租约，承认垄断权和（或）征税权。最后，也许没有例外，这些商人的君主们都通过拖欠赖帐或干脆没收征用使他们的债权人陷于破产，而向国王起诉是困难的。
  政府的财政需要是造成对贷款需求的一个原因，国际和地区贸易专业化的扩大是造成贷款需求的另一个原因。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生产要素。资本使制造商能完成一个比较专门化的运转不息的生产过程，使分工带来的增益得以实现，或使在不同时间里完成的互相补充的生产过程能连接起来。资本的本质就是时间，无论是政府还是单个经济单位，都可以按不同的方式得益，如果它们现在得到资源而稍后偿付的话。要稍后偿付得越少，现在便应借得越多。也有一些人情愿放弃他们的某些现期资源而要求得到未来的偿付加利息。利息越高，他们便越愿意多出借。这样便出现了两个集团可以从交易中都增益的情形。
  资本市场将为了达成这种交易的潜在的借方和贷方召到一起，一笔贷款的创造如同任何对双方都有利的自愿交易一样，需要资源。要有搜寻费用，即潜在的借贷双方试图互相联系要用的费用。还要有谈判费用，即双方试图就所借款项、借款地点、应付价格以及――对贷款特别重要的――为保证偿还必须提供的担保等项达成一致协议所需费用。贷款不同于对小麦的直接购买，而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进行的：贷款出借在一个时期，贷款偿还在另一个时期。这样还需要有实施费用来保证合同的所有条件都履行。一笔贷款的创造跟任何其它交易一样有许多变量。
  市场越是有效率，创造贷款所需要的搜寻、谈判和实施费用便越低。资本市场是货币市场：货币被借来可用于任何目的，最后还以利息。资本市场在西欧发展的天然地点便是商业中心。欧洲资本市场最初出现于地区集市上，而后在列日、安特卫普相继出现，最后与商业一道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十六世纪初期，安特卫普的交易已控制了欧洲的汇票交易以及其它信用票据如即期票据、存单及国家和城市的债务交易。这种交易一次便有五千名成员。货物交易则在城市的其它地方进行，交易所是专门用来进行信用票据的交易业务的。到了下一个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市场就更大了。
  由于有息放款于一三一二年已被教皇克莱芒特五世所禁止，因此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一直受到阻碍。当然这一禁令没有什么效果，但也没有遭到直接的反抗。需要的是采用一直隐蔽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例子有用临时的租借来代替抵押，用隐名合伙来代替直接贷款。这样一来便势必提高了搜寻、谈判和实施的费用，尤其是实施的费用，从而减少下利用信贷的机会。甚至在宗教改革时期，收取利息是否合乎道德，高利贷带来的一般问题仍旧被争论不休。但是年轻的民族国家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最后，于一五四三年查理五世批准了有息放款。在其它地方，渴求资本的情绪也战胜了道德上的不安，有息放款终于得到了承认，于是有可能在西欧发展起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
  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是类似产品市场那样的复合体。也许，最好是把资本市场分成两部分，这样我们可以先追溯短期信贷的发展，这种信贷与商业目的的贷款密切相关；而后探讨长期资本市场，这与对政府的贷款有关。
  由于两种延期偿付的办法得到认可，从而促进了短期资本市场的创建。契约书是使偿付延迟到未来某个日期的办法，与“我欠你”的借据相似。数额、时期和地点都作了规定。渐渐地，在写“你”的地方写成“应付持票人”的字样。这样个人便可以把票据交给别人用来还债，以便他或他的受让人可以在票据到期时把欠钱收回。这被称作转让，是一种重要的发展，因为它承认了其它可能的支付办法。为了使转让广泛应用，必须建立合法的背书权。这要求法律承认票据背书人仍要对他用别的支付票据转让给别人的债务负责，一直到票据偿清。这就保证了假如契约义务未被履行，背书人仍对债务负责。如果没有这一基本的保证，便几乎没有人会接受任何第三者的票据作为某人的偿付。
  到一五O七年安特卫普的turba（对某―地区的合法惯例提供誓词的公民团体）已经决定背书是惯例。不久以后，这一做法也在低地国家的其它地区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