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一五三七年，它已成为整个尼德兰的法律。此后转让的原则由国家来执行。它是商人着手贴现这种票据的自然步骤。如果持有未来才到期票据的商人决定现在就要现金，他可以把票据出售给别人而不必强迫，因为金额不低于面值。商人于是得到了现金，而买者则得到了他为票据所付和票据面值之间的差额。
  转让原则也被用于汇票。如汇票允许在伦敦购货，最后在另一国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用外汇进行最后的支付。不用说，契约义务或汇票的承兑取决于票据市场的名声。如果出票人是像福格那样的大商人，那么毫无疑问便享有令名。这样便有了一个小商人可以把存款存入大商号而据此开立汇票的办法。
  最后从这个办法发展了存款银行。就阿姆斯特丹的汇兑银行而言，存款最终是由政府本身担保的，因而尽管存款不付息，然而存款是安全的，这在动乱时期颇有好处。
  商人可以利用的支付手段于是从现金交易扩大到包括延期支付。商人现在拥有一个可用以扩大其业务的新工具。一个历史学者对此作了说明，他认为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荷兰商人的技术装备“已如此精炼，如此合理，以致风险因素越来越多地往往是天气和气候一类自然现象的影响。”（赫尔曼?范德威：《安特卫普的发展和欧洲经济》马丁努斯?尼奇霍夫，一九六九年，第二卷，第295页。）尽管这也许有点夸张，但在尼德兰，既适合有效产品市场发展又适合短期资本市场发展的所有权显然已经创立。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发展的影响已渗入整个荷兰经济。
  长期资本来源于对国家的贷款并受这一贷款的支配。例如查理五世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债务人。福格家族乃是西班牙王权最大的债权人。这一时期已不能在对西班牙王权的贷款与西属尼德兰的信贷之间加以截然区分，因为王权强迫城市和政府借钱给它。大部分借款都是在安特卫普的交易所里成交的。随后，西班牙王权在一五五七年、一五七五年、一五九六年、一六O七年、一六二七年和一六四七年六次宣布破产，使福格家族彻底毁灭，并严重威胁了长期信贷市场。不过，长期贷款的做法对借贷双方的好处都太大了，难怪这样惨重的挫折都不能使它废止。
  在这几个世纪，国家的所有首脑都用借钱来应付不断出现的紧急情况和财政危机。一种借钱形式是终身年金，要终身为这宗货币贷款支付年息。在急需贷款时，专制统治常常求助于这种贷款和被迫以这种方式获得贷款。不过这种做法最后是自拆台脚的。十七世纪时，因为国家的政策，长期贷款市场已经具有全国性。此时阿姆斯特丹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通过运用稳妥的财政措施，建立了一个利率低到百分之三的有效的长期资本市场，利率在其它地方较高则与财政地位、市场效率和政府的名声相称。
  荷兰资本市场的效率在于它作为西欧的货币市场从一开始便是集中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在那里，这一事实使欧洲资本市场得以创建和扩展。搜寻费用减少了，而基本的和辅助的制度的创立则降低了交易费用。
  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在低地国家的发展对商业和工业的活动具有极大的影响。资本市场由许多将借贷双方召集一道的媒介所构成。这些媒介都用新的金融手段武装起来，十分有效，因而利率大大降低了，从一五OO年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降到一五五O年的百分之九到十二以至到了十七世纪更下降到百分之三或更少。资本成本相对于其它生产要素的价格已大幅度下降。在尼德兰的经济中，没有部门不受这一相对要素价格的急剧变化的影响。资本（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实物资本）不仅在商业中而且也在农业和工业中逐渐代替其它生产要素。
  第三节
  农业已成为比较资本密集的；荒地被排干并得到了开垦，防护得到改进，肥料也被广泛应用。信贷被愈来愈多地用来为各种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此外还应用了许多间接的、专门的生产手段。工业生产不仅规模较大，也更加专门化。
  我们在前一章指出所有权最早是在土地方面发展的，还指出低地国家出现了一种自由劳动力。也许值得对这些发展作一番简要的概述。农奴制在那里曾经存在过，但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时已在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大部分地区不复存在。市场的兴起，以布鲁日为代表，使附庸地位归于无效。在这一过程中庄园被分成小农的财产。这些发展再加上劳动力增长收益递减对土地价值的影响使扩大耕作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地区农业土地的扩大取决于围海垦田的可能性。除大量资本投资外，围海拓垦的土地还需要保证投资者个人会获得大部分收益。于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土地私有制这一最有效的手段便被纳入该地区的基本的制度规定之中。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人口的普遍下降抵消了围海垦田的刺激。十五世纪的荷兰乡村因战争和饥荒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时连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往往都无力疏干。不过，拥有七到十亩的小农业主兼经营者仍一直在农业组织中居于主导地位。
  十六世纪欧洲各地恢复了人口增长，商业贸易也恢复了活力，从而引起荷兰农业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一般来说并非由于技术而是由于调整作物和生产程序以适应新的市场条件所固有的利润。小农场的业主兼经营者不受公田的限制，可以迅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且由于业主个人得到了固有的报偿，所以他们有一切刺激来从事这项活动。
  国际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地区的专业化。例如葡萄园从布拉邦特消失了，养蜂业衰落了，制酪业已移到北方。这些行业被日益发展的油菜子、干草、茜草、烟草、亚麻、蛇麻子和供啤酒酿制的优质谷物的栽种所取代。可耕地的利用越集约，需要的粪肥就越多，因而需要的家畜也就越多。为了保持肥力采用了新的作物轮种。休闲地变成了耕地用来种植过冬家畜食用的粗饲料作物。农业已经如此专业化，市场对农业组织的渗透已如此深入，以致被当作肥料利用的粪肥都有专门市场生产。
  粗饲料和工业作物之所以可能被广泛采用，只是因为低地国家的商业市场已相当有效，可以引进足够的粮食供养大城市的居民。
  乡村的自由劳动，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有一切刺激为其自己的收益而利用他的资源。若是这样，也对社会有利。荷兰农业的基本制度即私有制、自由劳动力和市场等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这一增长的种种机会，在这个阶段则由市场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组织使荷兰农民能迅速调整适应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变化。荷兰因此成为新式农业方法的先驱者；这些方法来自于专业化和有效的资源配置，而非来自发明。
  这并不表明没有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有的。例如有一种专用镰便发展了。不过这一地区的增益也可以由商业部门的扩大来说明。它们像中古时期的技术发展一样，无疑是改进，这些改进来自人们对那些比较专门领域的专心致志和要求少数个人资源得到开发。不过，使发明者的新知识的增益得到保障的方法在基本制度内仍付阙如。
  第四节
  我们已经看到，低地国家是西欧制造业的第一个重要中心，尤其是纺织业的第一个重要中心。有效的市场的发展使原料容易进口，也便于最终出口产品的销售。织品是按高度专门化的行会条例制造的。工业部门和一般地区的命运都依马尔萨斯周期而定。西欧人口增长时，贸易和制造业也随之增长；人口下降时，商业和工业也随之下降。在十五世纪人口降到最低点时，英国织品成了主要竞争者。尼德兰的城市中心对此的反应是开始专门经营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纺织业。
  低地国家的乡村工业直到一五OO年其重要性还很有限。此后，随着商业贸易在整个欧洲的扩张，乡村制造业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廉价亚麻布和粗毛织品的生产都集中在乡间。商业活动的复兴、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使这成为可能。资本成本的下降使更多的资本得以应用于制造过程；国家没有行会管制条例则使制造过程可以不受行会惯例的限制并可以雇用更廉价的乡村劳动力。这些条件使人口相对稠密的荷兰乡村得以按其比较利益发展。
  国际市场的发展使城市手工业行会日益专门从事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生产。与此同时，在乡村，已发展的纺织工业在城市商人的指导下则按承包制致力于廉价织品的生产。商人向织工提供原料或款项，对加工给予指导，而后在未来某个规定的时间里取走定货。尽管手工业行会反对由商人来转手，但商业部门中的政治权力支配了政府的政策。商人们组织了并资助了乡村工业，而鼓励乡村工业是对有势力的商人们有利的。因而行会的那些限制性做法本身只限制了城镇。在乡村占优势的是市场力量的自由统治。
  荷兰在近代初期已成为欧洲的经济领袖。它们居于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它们的政府――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的政府，说明了这种发展。经济史学家有时不考虑荷兰是最后的大城邦，甚或把它们的相对下降同绝对衰落混为一谈。就事实而论，尼德兰是第一个达到我们所限定的意义上的持久经济增长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