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不过如果能够保守改进的秘密或是能保持一种垄断即专利权的话，那么便会使潜在的个人利润增加，因而研究费用高得多也不妨承担。早期的创新便是这样出现的。（这―模式的逻辑推论是，哪个部门的性质阻止个人创新者以保密、垄断或专利权获取社会收益率的较大份额，那个部门的生产率增益便会以较之其它可以将增益内在化的部门低得多的速度出现。在这方面农业是―个特殊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政府才对农业进行了有系统的研究。）如果没有某种保证使其增益的大部分内在化的话，含有大量研究费用的创新即使有过也是不值得的危险之举。
  制度环境的改善会鼓励创新，结果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奖励为具体的发明带来了刺激，但并没有为知识财产的所有权提供一个合法的依据。专利法的发展则提供了这种保护。中世纪以来已出现的组织形式逐渐演变成鼓励这种内在化，从而使潜在的社会收益可以由团体或个人来实现。这些组织形式是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善的意义上发展的，结果导致了所有权制度的演进既要限定创新的增益又要考虑使从事创新的个人增加收益。
  第五节
  在十七世纪我们看到第一个鼓励创新的专利法的制定；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许多封建奴役的残余；股份公司兴起取代旧日的受控公司；咖啡馆发展了，这是组织保险的开端；证券和商品市场创造出来；金首饰商发展成发行钞票、贴现票据和存款付息的存款银行。一六九四年英格兰银行得到特许状，创办了中央银行。在一六八八年到一六九五年间，股份公司的数目已从二十二个增加到一百五十个。贸易部门发展之大足以有效利用早已由荷兰所采用的那些商业技术。
  到一七OO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受到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之后到一七OO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它发展了一套包含在习惯法中的有效的所有权。除排除了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的障碍外，英国已开始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了。现在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 
 
 
 结束语 
 
  本书就写到十八世纪，这是大部分关于欧洲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始的时期。到那时为止所有权结构在尼德兰和英格兰业已发展，从而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必需的刺激。它们包括鼓励创新和随后工业化所需要的种种诱因。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它是提高发展新技术和将它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的结果。
  此外，国际竞争还带来了强大动力，促使其它国家改变它们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产业革命”的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那些国家的成功是所有权重建的结果。而失败――西方世界历史±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
  这一结论没有什么新意。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都把成功的经济增长看作是由有效的所有权的发展决定的。他们的追随者显然基本上忘记了这一点。
  但如果就此认为，我们完全与这两位现代经济思想的智力上的先驱者一致，那就错了。卡尔?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世界将通过一系列阶段进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需要发展有效的所有权，使之成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推进器。
  亚当?斯密激烈抨击重商主义和政府的无效率。他也认识到在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时常有差异，也认为某些重要职能需要由政府承担。
  但是马克思未能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必不可免的，而亚当?斯密则没有告诉我们怎样保证有效率的政府会发明和维持一组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所有权。真正开始着手研究经济组织的正是我们。如果说本书鼓励或倡导学者们和研究者们接受这一挑战，那么本书的目的便已达到了，就让我们把结束语作为一篇开场白吧! 
 
 
 后序：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 
 
  厉以平 蔡磊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于一九三七年在美国出版，作者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一九七0年和一九七一年，他们合作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等沦文。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之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所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没有合法保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他们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合作写成的。  
  作为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之一，《西方世界的兴起》体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一九六五年诺思在题为《经济史状况》一文中指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则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的问题，甚而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新经济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福格尔也指出，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再统一，要求在经济史学的基本经研究中“把经济理论当作一个综合的工具来使用”。诺思和托马斯在本书中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这一课题进行探讨时采取了不同于过去的论述方法，而运用了交易成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所有权理论，从而被认为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  
  《西方世界的兴起》之所以引起重视，还在于作者在本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本身的意义，就是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这样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动因的解释便从生产技术上转移到了人上。历史上的财产关系的演变，私有财产关系的出现，便自然归结为是经济人合理选择的结果，即与不同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相对价格变动相关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诺思和托马斯的论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很大的兴趣。《兴起》一书出版后，在新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有追随者和仿效者出现，不断有新著作问世，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制度变革的原因和过程，提出种种重新解释西方各国历史的观点。正如诺思所说：“对一个学者所作出的贡献的真正检验，不在于他的名声，而在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要看它是否能鼓舞他人，是否能促进新的研究，是否能使经济史学科充满生机以及它本身是否有能力长期存在下去。”
  ① 转引自萨奇和沃尔顿：《新经济史探讨》，一九八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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