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随着市场的发展，英国采用了为荷兰所熟知的那些商业创新。工农业的技术变革在这个时期一般没有。已出现的生产率增益是对当时产品和要素价格变动的反应，也是对经济能够调整适应和交易费用下降的反应，而不是对新知识的反应。
  第二节
  在都铎王朝时期，主要的农业纠纷都集中于羊毛价格的上涨。英国从原羊毛出口者转变成织物制造者和出口者。由于羊毛价格上涨，发明种种控制牧人土地过度放牧的办法所带来的增益也增长了，这些做法有增加保护以防范对限额协定的违反（限额协定是一种自愿达成的有关限制放牧家畜数目的协定），此外还有为圈占牧地和边远可耕地所做的各种努力。不过，实施这些协定的费用很高。
  圈占牧地在习惯法中已有先例，一二三六年的默托法令便允许圈占公地。在养羊的村庄里，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以农耕为主的地区，结果有关方面达成一致协议的费用比较低。在不改变现存的基本制度的情况下，限额对获取某些潜在租金是有利的，虽然如上所指出，实施费用很高。最后圈地成本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都铎王朝反对。在圈地含有对财富进行重大再分配的地方，它导致了普遍的骚乱乃至公开的叛乱。都铎王朝的政策主要针对圈地，圈地导致土地脱离耕作；因而许多放牧地在十六世纪被圈围起来。
  十六世纪羊毛价格相对上升没有持续到十七世纪，因而将耕地变成牧场的刺激下降了。可耕地的组织仍具有敞田耕作的特点。十七世纪栽培作物价值的相对上升鼓励了新作物从美洲的引进，特别从农业更集约的低地国家引进。例如栽种两种新豆科植物红豆草和三叶草可以减少或取消休闲地，结果可以大大增加牧畜饲料的供给。荷兰移民在一五六五年以后不久便把芜菁引进到诺里奇。新作物要求在长条地上栽种的敞田农民中间达成复杂的协定。共同放牧权必须予以限制，这样为了获得这些作物的增益便发展了无数折衷妥协的办法。这些协定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形式达不到专属所有权的缘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利用庄园土地的权利给谁。而后必须作出的一个决定是应当怎样利用庄园土地。这样在栽培地区便发展了一系列近似于专属所有权的形式。在斯图亚特王朝停止反对圈地后，这些协定，确实还有圈地本身，得到了逐渐相反的政府政策的鼓励。英国的农业大革命其典型时期在十八世纪，但在十七世纪末圈地和各种自愿协定便已出现，它消除了地权中的许多公有制成分并提高了耕作者利用更有效的技术的收益。
  第三节
  我们在回到非农业部门时应先暂时回顾和探讨一下国家和私有部门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关系。如赫克斯赫和列夫已指出的，英国和法国的差别并不在目的上，甚或也不在“载入名册”的管制条例上；差异在于实施方面，在于王室自行其是的相对权力上。因此我们探讨的主要思路如本章开始讨论的，要回到王权、国会和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上。一五六三年伊丽莎白的著名的劳工法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古法令的综合编纂，它起源于为阻止黑死病以后到来的时代工资上升而制定的那些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了工资，规定了培训学徒的统一章程，要求手工艺人和工匠在需要时要帮助收割。另有许多立法规定由行会来监督。
  此外，都铎王朝为发展一种综合性的工业管理制度以“冻结”经济活动结构和阻止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作了种种努力，结果证明是无效的。它们之所以无效，是因为（1）法令只适用于现有的行业，结果新行业逃脱了学徒章程；（2）尽管受到城市行会的反对，工业还是转移到乡村并逃脱了行会控制；（3）在迅速发展的行业中，甚至在一五六三年已存在的那些行业中，急需增加劳动导致雇主置那些条例于不顾；（4）在乡村，条例的实施一般委托于不支薪金的地方治安官，他们对实施在当地不得人心的法规没有兴趣。既然地方上的利益于他们责任攸关，他们当然不会有兴趣执行这一类法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仿效了尼德兰先前的发展。织品在价值上一直居工业部门之首。织品制造日益转向乡村以规避行会条例。迟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行会才有了阻止乡村织工的法规。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些法规未能执行。
  这一时期重工业的经营规模大大增长了。尤其在采煤业、锡铅采掘业和制铁业，典型的经济单位都比较大。由于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或新部门的引进，生产能力发生了重大增长。例如采煤工业的兴起与因森林消失而木材价格迅速上涨密切相关。
  随着市场范围扩大，英国的工业生产在十七世纪期间已经在地理布局上专业化了。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增益是专业化的结果。技术变革仍不是主要原因。工业的增益如同农业的增益一样，归因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所有权。
  第四节
  垄断法终止了王权在创造专利上的特权，在历史上比单纯对国王权力的制止更加重要。专利之授予王室宠信或使某些英国贵族濒于枯竭的资财得到补充，已经使专利在发展所有权这一有助于鼓励创新、发明及其传布（特别是从大陆到英国的传布）的制度上的重大作用模糊了。且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考虑一下专利的含义。
  英国在最初发展所有权以及将所有权应用于创新方面具有许多优势。它有一定集中程度的政治权力和有可能开发潜在的大市场区的权威。不过重要的是强调这一时期的最初一百五十年不是一个有竞争性产品市场的阶段，把专利权看作是取代了竞争的垄断特权的转让则是不得要领的。许多地方小市场处处（除尼德兰外）受到保护以防特权干预。集市和市场是在王室同意下建立的。商人行会在城市范围有专属权，而稍后的手工业行会不是与前者一并发展起来便是取而代之。总之它们反映的是由垄断特权占优势或控制的地方市场的一种混合物。在地方市场和专有特权并存的社会，个人或自愿团体能为创新或改进所受的影响，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是有限的。只有个人与王权通力合谋才能达到在这种产品市场上进行变革的强制权力。在这一点上王权转让专属特权――或者为了诸如商人的冒险活动和东印度公司一类到海外进行的商业投机，或是为着吸引那些给英国带来新制造工艺的人――是外部因素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提高活动的潜在收益率使之有价值。
  如我们在上面已看到的，最初的鼓励和保护于一三三一年是给予佛兰芒织工约翰?肯普的，他带着佣工和学徒来到英国，也是给予织工行会的其他会员的。为他们从事编织而给予的特权不仅使他们在英国市场上受到了保护而且也使他们得以回避各种严格的法规，那些法规禁止不雇用固定的学徒而工作。换言之，特权转让为他们提供了产品市场，也使他们可以不受要素市场缺陷的影响。王室当局随后同意其他织工在英国其它地区建立他们的制造业。这一鼓励外国人从大陆带入新创新的政策还推广到其它方面，如采矿业、金属加工业、丝制业、缎带编织业等。在伊丽莎白转让的五十五项专利权中有二十一项是授与外国人或加入了英国国籍的国民的。这些专利权包括针对制造像肥皂、疏浚和排干土地的机器、炉灶、油脂、皮革、磨床、食盐、玻璃、制饮杯的玻璃、抽水用的压力泵和信纸一类产品的专利权，也包括对锻铁、磨面、从油菜子中榨油以及织物修整、染色和轧光等工艺引进的专利权。
  不过，显然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时一种变化的经济活动的收益――成本形式正在从国内市场的扩大中出现，自愿组织以股份公司形式（它扩散了风险并减少了资本市场的缺陷）发展，专利权的强制方面的费用以其阻碍自愿团体进入那些市场而增长。十七世纪证明了这种转变。著名的达尔西诉阿伦因一案反映了自愿团体为打破伊丽莎白公开垄断专利所作的努力。但是垄断法不仅反映了王权垄断和自愿团体组织之间的重大变化，而且已使创新收益内在化成为制度，从而成为合法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实际上，创新的报偿已不再受王室偏爱左右，而是得到包含在习惯法中的所有权的保障。随后而来的十七世纪的政治动荡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它进一步巩固了自愿团体的所有权，使经济活动的增益为一个社会所有，在这个社会要素和产品市场现已发展到足以促进这种扩张。
  重要的是理解在不具备获得外部因素能力下将会发生的创新活动率和这些外部因素可以内在化时将会发生的创新活动率之间的不同，如我们已看到的，创新可能并确曾在历史上在没有所有权保护创新者的社会里发生过。不过，发生的只是成本（或损失的风险）小得使个人收益率超过了它的那种创新。任何创新都意味成本太大（或大损失的可能性）便不可能发生，直到私人收益率增长到足以使冒险活动值得一试为止。这一点可以证明如下：制造工艺的改进可能是在意外情况下也可能是经反复试验后进行的，但只要这种改进的收益立即为其他所有制造者得到而研究的成本又高于制造者从中所得的个人增益，那么“研究”便不会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