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你，是我一世的春暖花开

“您好，接线员！我有一个特殊的请求，我拾到一个钱包，正在努力寻找失主。钱包里只有一封信，您能否帮我按照信上的地址查到电话号码呢？”接线员把电话转到了主管处，主管说那个地址的电话虽然找得到，但是她不能告诉我号码。
  不过，她说可以替我打电话问一下情况，若对方同意，她再和我联系。几分钟后她回了电话：“有位女士要和你讲话。”我问这位女士是否认识汉娜。“哦，当然认得！我们30年前买了汉娜家的房子。”“那您知道他们现在住哪儿吗？”我问。“几年前汉娜不得已把她妈妈送去了养老院。那儿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些汉娜的线索。”这位女士告诉了我这个养老院的名字。
  我打电话给养老院，得知汉娜的母亲已经过世。接电话的女士又提供给我一个地址。她说汉娜也许会在那儿。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女士说汉娜本人也住在养老院，并给了我号码。我打过去，主任告诉我说：“对，汉娜是在我们这儿。”我问是否可以去看她，这时已快晚上10点了。他说她可能睡了。“不过你可以来试试，没准儿她在休息室看电视呢！”主任和保安在养老院的门口等候我。
  我们一起上三楼，见到了护理员。她说汉娜确实还在看电视。我们走进休息室。汉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白发老人，她面带微笑，友好地看着我。我把拾到钱包的事告诉了她，并把那封信拿给她看。
  在看到信的那一秒，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年轻人，”她说，“这是我写给迈克尔的最后一封信。”她凝视了一会儿，忧郁地说：“我非常爱他，但那时我只有16岁，妈妈认为我太小。他长得很帅，酷似演员肖恩·康奈利。”我们都笑了。
  主任出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在屋里。“他叫迈克尔·戈尔茨坦。如果你找到他，请转告他，我仍然很想他，至今我都没结婚。”她微笑着，泪水却夺眶而出，“我甚至想，根本没有人能配得上他。”与汉娜道过别，我乘电梯下了楼。
  到门口时，保安问我：“那位老妇人能帮你什么忙吗？”我说她给了我些提示。“至少她告诉了我失主的名字。但是我不可能继续追查下去了。”我说我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寻找钱包的主人。
  说着，我把那个镶着红花边的棕色皮钱包给保安看。他凑到跟前看了一眼说：“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是戈尔茨坦先生的，他常把它弄丢，我在大厅捡过三次。”我问：“谁是戈尔茨坦先生？”“住在八楼的一位老人。一定是他的，他经常出去散步。”我谢过保安，又来到主任办公室，把保安的话告诉了他。他陪我来到了八楼。我希望戈尔茨坦还没睡。
  “我想他一定还在休息室，”护理员说，“他晚上喜欢读书，他是一位很讨人喜欢的老人。”我们来到唯一那间亮着灯的房间，有位老人还在那儿看书呢。主任问他钱包是否丢了。迈克尔·戈尔茨坦翻了翻背包，然后说：“天啊！真的不见了。”“这位好心的先生捡到了一个，您看看是不是您的？”他看了一会儿欣慰地笑了。“是的，”他说，“就是它。一定是今天下午弄丢的。我该好好谢谢你。”“哦，不必客气，”我说，“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为了找到钱包主人，我读了里边的信。”他的笑容消失了：“你读了那封信？”“我不仅读了信，而且还知道汉娜在哪儿。”
  他的脸色顿时苍白。“汉娜？你知道她在哪儿？她生活得怎样？还是像年轻时那么漂亮吧？”我犹豫了一下没说什么。“求你快点告诉我！”迈克尔催促道。“她很好，并且和你认识她时一样漂亮。”“你能告诉我她在哪儿吗？我想明天打电话给她。”
  他抓着我的手说：“你一定知道一些事，是吗？当我收到那封信时，我的生活便终结了。我一直没结婚。我知道自己一直爱着她。”我说：“跟我来。”我们三人乘电梯来到了三楼。走进汉娜所在的那间休息室，她仍旧在那儿看电视。
  主任走到她跟前轻声说：“汉娜，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和迈克尔站在门口等着她回答。她扶了一下眼镜，看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说。“汉娜，他是迈克尔，迈克尔·戈尔茨坦。你不认得了吗？”“迈克尔？迈克尔？真的是你！”他慢慢地走到她跟前。她站起身来，他们幸福地拥抱，然后坐在沙发上，握紧彼此的手交谈起来。
  我和主任走了出去，我们都感动得忍不住落泪了。我感叹道：“看上帝都做了些什么！”三周后，我接到主任的电话，他问我：“你周日可以抽时间参加个婚礼吗？”他没等我答复，就迫不及待地说：“是迈克尔和汉娜，他们终于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
  那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养老院的所有人都参加了。汉娜身穿米色礼服，看起来很漂亮。迈克尔身着深蓝色西装，显得分外高大。养老院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单间。如果你想目睹76岁的新娘和78岁的新郎如年轻人一般相亲相爱的感人场面，那可一定要看看他们这幸福的一对儿。这个持续了60年的爱恋终于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月台的等待
  杰利
  我在联合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工作，由于工作地点的关系，可以看见走上楼梯的每一个人。
  3年前哈里曾来过这儿，站在楼梯口接乘坐9点05分到站的旅客。
  我依然记得第一晚见到他时的情景。那时的他无异于一个身材削瘦，眼中透着焦虑的孩子。他穿戴整齐，我知道他是在等他的女友，并且在她到后20分钟，他们将举行婚礼。
  好了，旅客们来了，我得去忙了。直到９点18分我才又有时间往楼梯那边看，令我吃惊的是那年轻人还在那儿。
  她既没乘９点18的车，也没乘9点40的车。等10点02的那次车的旅客都出站后，哈里看起来很失望。
  不一会儿，他走近我的窗口，我招呼他，问他，她长什么样。
  “她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他说，“19岁。走起路来干脆利落。她的脸嘛，”他想了一会说，“蕴含着丰富的表情，我是说她会生气，但从不会持续太久。她眉心有颗小痣。她有件棕色毛皮大衣，但也有可能没穿。”
  我似乎没见过这样的人。
  他拿出电报给我看：“周四到。车站接我。爱爱爱爱。——梅。”电报是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发来的。
  “噢，”最后，我说，“你怎么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如果她比你先到这儿，她可能已经给你家打电话了。”
  他忧郁地看着我，“我才来城里两天。我们约定见面后开车去南方，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她根本没有我的地址。”他摆弄着电报。
  我第二天去值班时，看到他还在那儿。一见到我，他就立刻朝我走来。
  “她在哪儿工作过呢？”我问。
  他点头，说道：“她原来是打字员。我给她原来的老板发过电报。他们只知道她辞职结婚去了。”
  接下来的三四天，哈里接了每趟火车。当然，铁路方面也进行了检查，警察也介入了此事。但事实上谁也没能帮上他的忙。看得出来，他们都认为梅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从不那么认为。
  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与哈里聊天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如果你等了足够长的时间，”我说，“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她从那边楼梯处走来。”他转过身直勾勾地望着楼梯，就好像从未见过它。
  第二天上班时，我发现哈里已站在托尼的杂志摊后面了。他有点儿羞怯地看着我说，“哦，我得找份工作干，是吧？”
  就这样他给托尼卖起了杂志。我们没再谈梅，也不提我曾经的那个想法。但是我发觉哈里还是爱看走过楼梯的每个人。
  年底，托尼因赌博与别人发生争执而被杀。他的妻子将杂志摊完全交给哈里去打理。不久她再婚了，哈里就把杂志摊买了下来。他又借了些钱，装了个冷饮机，不久小买卖就红火起来。
  直到昨天，哈里的生活才有了变化。当时，我听见一阵喊声，随后是东西落地的声音。是哈里在叫。他跳出柜台，把柜台上陈列的玩具和其他东西都掀翻在地，然后从这些东西上跑过去，抓住了一个离我窗户不到10英尺远的女孩。她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眉心处有颗小痣。
  他们对视了好一会儿，又哭又笑，语无伦次地说着话。她好像说：“我说的是汽车站——”而他则用热吻捂住了她说话的嘴，告诉她，在找她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显然，梅3年前是坐汽车来的，而不是火车。她的电报里指的是“汽车站”而不是“火车站”。她在汽车站等了好几天，为了找哈里，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后来，她找了份打字员的工作。
  “什么？”哈里说，“你一直在城里工作？直到现在？”
  她点了点头。
  “啊，天哪！难道你从没来过这个车站吗？”他用手指了指杂志摊。“我一直都在那儿。那个摊儿是我的。我留意着每个走过楼梯的人。”
  她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接着，她向楼梯望去，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从没走过这个楼梯。你看，昨天我出差了。哦，哈里！”然后她用手臂搂紧他的脖子，开始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往后站了站，用手指着车站最北头说：“哈里，3年来，整整3年，我就在那儿——这个车站的站长办公室当打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