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林彪

我看是詹才芳搞得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像萧华我们就发现晚了，不可救要了。”（按：萧华因为强奸国防科工委女干部，被聂荣臻告发，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后，被叶剑英保出来，出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最后，毛泽东就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林彪先出去的。
   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以后，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提议杨成武兼任办事组组长，杨成武垮了以后，林彪提议黄永胜出任办事组组长，毛泽东也不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此后，吴叶李邱先后都进了办事组。毛泽东知道以后，开始没说什么，1970年4月，毛泽东说：“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实际上，从一开始，毛泽东根本不同意让黄永胜来做总长，林彪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后来，他说过：“我是想看看我这个人在他眼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这个插曲没有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这件事被重新提了出来，并被视作林彪“篡军”的一大罪证。
   客观的说，林彪把黄吴叶李邱统统的塞进办事组，已经是自找苦吃的开端。
   （2）叶群进入政治局事件。
   九大在1969年4月开幕，此前，确定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江青听说叶群要进政治局，就找到周恩来，问：“她有什么资格进政治局，总理你是知道的，我47年就和你在主席的领导下并肩作战了，叶群呢？她要进，我就退出。”周恩来把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不知为何不是大敌当前）江青就不说话了。
   林彪找过毛泽东说：叶群还是退出来好些。毛泽东说：叶群在批判罗瑞卿、杨成武问题上立场很鲜明，同志们都提议她。毛始终没有说特别肯定的话，林彪也没有坚持，叶群知道后，在林彪面前大闹一场，林彪再也没有向毛泽东提出来这件事。
   吴法宪晚年回忆这件事时就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李作鹏死前有一个简单的关于自己在1960年以后的活动的说明，已经由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上面就说：叶群进政治局的事，他和邱会作、吴法宪都不同意，林立果也反对，林立果说‘主任（叶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早晚要把首长给毁了’但是，黄永胜赞成，吴法宪当着叶群的面也不敢说，我有一次和林彪说起来，林彪没说话，最后告诉我:以后，这事不要提了。所以，以后我们谁也不敢劝他了。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古来如此，林彪在这件事上已经被毛泽东、江青视作有了个人野心.
   （一）昧了良心
   林彪１９５９年后主持军队工作，宣传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军事技术、战术并不太重要，打胜仗靠的是人的勇敢、不怕死。黄继光训练时学过堵枪眼吗？董存瑞学过举炸药包吗？都没有，只要不怕死，到时候就用上了。过去有句老话“艺高人胆大”，我们说，不对，是“胆大人艺高”。这个胆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仅凭记忆，非原话）。这些话猛一看似乎有点道理，而且富于煽动性。但这只是十分道理中的一分。另外九分是：在战场上跟敌人比什么？就是比谁的技术精。平时训练多流汗，战时就少流血。技、战术的最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即使消灭不了敌人，也要保存自己（当然，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为全局的胜利，到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含糊。但林彪这里讲的不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是技、战术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我说这一面占九分，因为它是基本面。针对贪生怕死的人，说说“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决不能把一分与九分的关系颠倒过来。林彪是行家，又是爱兵如子的模范，讲出这种话，是昧著良心的。为什么？为了反彭德怀，反罗瑞卿，可能还有郭兴福或更多人。历史证明，一个也没反好，演砸了。就算那些人都不对，一个军事家，为了政治目的而违背军事常识讲那么偏颇的话，也不可取。把自己的看家本钱，胡乱扔出去了。
   （二）精神万能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即“三八作风”，无大错误。但是，“在各项工作中，人的工作第一；在人的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活的思想第一”，“想办法用精神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有问题。它过於贬低了物质因素、实际条件。战士不安心服役，有思想政治原因，也有家庭生活困难、未婚妻变心甚至水土不服等等原因，有的，只能用物质的方法解决。“四个第一”很快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说“这是个创造”。而它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结果是越搞越偏，推广到地方工作中，把经济、业务、技术、科学、艺术全冲乱了。在政治与业务、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诸对关系中，夸大前者、贬低后者到了荒唐的地步，有人把林的一套归结为“精神万能论”，没冤枉他。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形势极度“左”倾，离开唯物论十万八千公里，同“军队经验”有直接关系，再追根子，就是毛、林。
   （三）动机险恶
   以上两点，林彪的动机何在？忠於毛主席，替毛扫除政敌。干这活儿，康生有动机没灵气；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受唯物主义束缚讲不出那套歪理；江青、张春桥心有余而力不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是“革命对象”，更不用说了。要揣摩毛泽东的唯心论，又有所创造，非林彪不可。说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从来没有过这么回事，毛泽东自知心虚，勾掉了三次；这三个副词用于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倒真的很贴切。１９５９年这一案，如愿搬倒了彭德怀，黄、张、周、李锐陪绑，全国打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天理何在！更可痛恨痛惜的，“纠偏”变成反右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刹不了车，反而继续往斜里走，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八年抗战才死多少人！从现有材料看，主持一线工作的几位（即前面说的“革命对象”），知道毛泽东不好惹，准备庐山上纠偏，把路线正过来，不追究个人责任也就完了，况且头脑发热大家都有份；谁料杀出一位国防部长来搅了局，他们对彭德怀可能有埋怨情绪，属於常理。林彪则不是这种心态，竟然在会上说出“里通外国”，他的心是怎么长的！把最起码的人格胡乱扔了出去。这种无耻政客的出现，当然是毛泽东毒化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结果，同时也是林彪个人的权力欲恶性膨胀的表演，是全军的奇耻大辱。下山后，康生对彭黄等人作出“革命的同路人”的理论概括，同林彪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在毛泽东心里赢得了不少分数。至於林彪的那位“小同乡”相炳说什么林因抗美援朝对毛泽东、彭德怀不满，１９５９年终於找到机会来反攻倒算，纯是无知妄议。饿死的几千万就不是中华儿女吗？这样就能解消我军牺牲几十万人的旧恨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人是毛泽东，庐山会议的大赢家是毛泽东，而打倒那么多忠臣良将竟是为了中华民族？
   （四）文革积极
   中年以上的人都公认，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是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相对稳定、充实的日子，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显得端正、向上。而这，正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周、陈、邓、彭真等人精心打理的结果。这两年，也正是毛躲在深宅大院里憋坏主意的时候。到１９６５年底、６６年初，厚道人的厄运就开始了。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像是驯好了的恶狗，一条条放出来咬人了。批《北国江南》、《不夜城》、《逆风千里》、《早春二月》、《海瑞罢官》等“毒草”，只是序幕，而这些恶狗加在一起，份量不见得比得上林彪的《５．１８讲话》。林一介武夫，似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不甘人后，生怕被人抢了头功，於是一方面在《再版前言》里把毛泽东捧上云霄，另一方面对刘少奇、贺龙、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下毒手，把出生入死４０年的老战友狠心卖了出去。如果说我猜错了林彪，人家自有良苦用心，那么谁能回避这个事实：１９５９年批彭德怀跳得最高的人得到了彭的位置；１９６６年批刘少奇跳得最高的人得到了刘的位置。彻底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林（建国后），神仙也做不到。谁能回答：元帅、大将２０位，积极参与文革的，为什么只有一个林彪？我看，肯于昧良心的，到什么时候也是少数。林彪说：“文革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用来盘点他个人的得失倒很精确，但是这句话，刘邓陶、贺龙、陈毅、彭罗陆杨、杨余傅，邓拓、吴晗、廖沫沙、张霖之、田家英、老舍、邓稼先及其家人认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