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共计三十条，六十八款。这里仅摘录其中两条：“三、缔约此方对缔约彼方之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缔约彼方领土之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但对一切第三国之同样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一切第三国之同样物品之输出，亦同样加以禁止或限制者，不在此限。”这一条看似平等，然而中美生产力在当时存在天壤之别，这就相当于让刘翔和一个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同场“公平竞技”，最终的结局必然是美国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荡然无存。
    再来看这一条：“五、倘缔约此方之船舶，由于气候恶劣或出任何其他危难，被迫避入缔约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时，此项船舶应获得友好之待遇及协助，以及必需与现有之供应品及修理器材。本款于军舰及渔船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之船舶亦适用之。”这和上面一条道理一样，中美实力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把两者放在一条起跑线上——美国军舰及民船在中国海港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中华民国’海军拿什么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更严重的是，旅顺大连驻扎着苏军，青岛驻扎着美军，而美苏争霸的局面业已形成，未来如果美苏开战则日俄战争期间旅顺大连的惨剧将在整个中国重演，即便美苏是冷战，哪个商人又敢在这样一个火药桶上投资呢？届时不要说外商，本国资本家也会尽可能把产业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国外去。
    上面这些条款好歹还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到了《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干脆明说“中华民国”修建的青岛海军基地，没有美军允许他国任何船只不得随意停靠。除此以外，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11月21日签署《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定》，1946年9月是《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10月8日《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12月20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7年1月《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9月3日《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12月8日《中美海军协定》。对比“一战”结束后山东主权从德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不客气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对比之前的北洋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后者好歹还依靠“华盛顿九国公约”收回了青岛和山东的主权。
    除《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之外，国民政府尚需偿还1942年向美国借贷的贷款5亿美元，按购买力约合现在500亿美元以上，而1945年国民党政府全部的黄金储备也就约合5亿美元，直到195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也才刚刚到50亿美元。除了旧债以外，国民党政府还曾在美国发行过不少国债，募集大量资金用来打内战。这两笔债加在一起中国是还不起的，按照西方国家惯常的手段，还不起账它们必然就会让你借新账还旧账，结果就是越还越多，越多越还不起……这笔“驴打滚”的债务将使得中国再次由于资本流失导致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无法实现国家工业化。
    【4】美国1950年6月27日入侵台海当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表示抗议；6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抗议美国干涉侵犯中国主权；9月30日，也就是仁川登陆十五天之后，周恩来又发表了一次严重警告……如果去查阅1950年6月底和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会发现中国一直在抗议的都是中国台湾事宜，而在“朝鲜”问题上并未表示要与美方为敌——如果中国真是主动要和美国交恶的话，那应该是在战争初期就出兵朝鲜，如果那样的话，麦克阿瑟根本不会有在仁川登陆扭转战局的机会。
    郁闷的年代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而言都算不上是一段好日子，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经济滞胀等等都绝不是美好的回忆。而这些都并非偶然，从本源层面看，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实物生产的速度已经完全跟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而资本家对利益无止境的追求则决定了资本扩张是无法停下来的……
    美国工业产业的软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无疑是这个星球上的NO.1：军事上，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超过后面十几个国家的总和；世界第一的空军——不过和苏联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世界第二的陆军——这个是保守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从钢铁、造船、汽车、化工、家电到金融，哪一个产业拿出来都是世界第一。然而事实上1945年以来，美国工业产业的历史既可以说是一段不断升级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段不断萎缩的历史。
    一项新技术从出现到形成产业，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在实验室或者是在某个年轻人的车库里，新技术被搞出来；第二步，在证明这项技术确实有价值之后（现实中未必是“实用价值”），由企业把这种试验品最终变成商品；第三步，大批厂商开始跟进，或“山寨”，或在原基础上进行精细化改进，这种新产品于是由“高档货”变成泛滥成灾的“大陆货”。美国在工业产业上的优势主要集中于前两步，即创新和把新技术产业化。
    这两个优势说白了其实就是资本优势，也就是钱多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靠之前百余年美国人搞资本主义奋斗或者说是掠夺来的。所谓创新，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成功只是这其中的偶发性事件。而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产品的复杂程度使得只凭几个人在自己车库或后院搞创新基本成了不可能的事情，搞新技术的产生完全是靠往实验室里砸钱砸出来的。拿美国的航空工业来说，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它都是绝对的龙头老大，战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由它发起的，经典机型搞出来一堆，比如波音-747、F-15、F-16、F-22等等。但是在这背后，光“X”系列的技术验证飞机，美国在战后就搞了50多种机型，比不少国家同一时期研制的全部机型都多，在此之外中途下马的、搞出来后发现不成功用几年就报废的机型更多，其实这就是“广种薄收”。如此庞大的“试错”工程，只能是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所谓科研体制的好坏，所决定的不过是砸钱的效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而已，而这个“高”与“低”的差别实际是很有限的。就笔者自己的印象，美国政府对科研的“重视”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这其实是全世界官僚系统的通病。科研机构里搞官僚主义、混日子、骗经费的同样也都大有人在，真正花在技术创新上的资源，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美国未必就比其他国家好多少。不仅如此，美国搞科研同样会存在“政治挂帅”的问题，时下的气候变暖、碳排放这些问题已经上升到了政治正确的程度，欧美技术人员打报告申请科研经费，就要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项目和“低碳”挂上钩。但美国投入的资金绝对总量，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即便是“薄收”，但美国人“种”得实在是太“广”了，所以即便在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它的“收成”肯定还是最好的。把新技术商品化同样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同样是这个道理。这里还是要提到赫鲁晓夫的那句话，“他们太他妈的富了”。
    而“第三步”则是美国的软肋。到了这一步，“高新技术”已经变成了“成熟技术”，胜败不再取决于资本优势，而取决于人力成本的高低。在罗斯福新政推行之后，美国工人的待遇逐步改善了，这就意味着人力成本也提高了——有人调侃最理想的生活，其中有一条便是“拿美国的工资”。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像诉讼之类的第三产业在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从给实体经济做系统维护的角色慢慢蜕变成了推高生活成本的主要推手之一。拿美国的医疗来说，六成以上的钱是花在医疗诉讼以及为了避免打官司而派生出的各种保险与不必要的检查上，真正用来看病吃药的钱反倒只占一小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奥巴马竞选时会拿医疗改革做卖点的缘故——你能想象如果一款“系统维护”软件占用你电脑一多半的内存会是什么样吗？可美国经济这套“系统”目前恰恰就是这样运行的，一直以来它的制造业头上压着不是一座而是三座“大山”——金融中介费用、医疗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生活成本降不下来，人力成本自然不能降，否则社会稳定就要出乱子。2003年一个美国模具制造商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制造的一个模具最低标价必须是2万美元，不能再低了，再低就赔了。而同一年中国内地生产的一模一样的质量相当的模具，只标价3000美元。
    所以，美国占优势的产业必然是它所垄断的行业，一旦垄断被打破，那它在这个行业很快就会由优势转为劣势，最终只能放弃这个产业。对此，美国至多能靠技术壁垒或者知识产权保护招架几下，但总体上是没有办法的。当然，到后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开始搞福利社会，同时如律师之类的行业的存在又拉高了生活成本，这个问题就成了现在发达国家的通病。
    面对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继续创新，搞出新的产业来重新搞垄断，这有点像是美国被后面的国家撵着往高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