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
    而在苏维埃时代，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并未消减，反而进一步地加深了。平心而论，这和苏共的一些失误以及错误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开始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成分。在俄罗斯地区，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统统划为“富农”——不但没收财产，还要消灭掉。这种荒唐的做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1929～1935年，车臣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迫害，这就又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对苏共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人的这种民族情绪被德军所利用，纳粹许诺给予车臣人充分的自治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
    这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激怒了苏共高层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使之最终迁怒于整个车臣民族。1944年2月苏联政府强行将车臣人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一迁徙过程，导致了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实际等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斯大林去世之后，直到1957年，苏联政府才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平反，恢复其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又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这些举措并未完全弥合民族间的情感裂痕。
    车臣问题的另一面则源于车臣人的民族特性：民风剽悍，不事生产，至今甚至仍保留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在并入沙俄之前，车臣民族仍然是原始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构成还处在原始的氏族阶段，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或部落基础上，四分五裂、凭实力火拼是那里的常态。不当的民族政策又使得车臣人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使之始终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反过来，这种民族特制又加深了其与俄罗斯人的隔阂，一个死循环就此产生。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内政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如前述，车臣人存在不事生产的民族特性、原始的社会结构以及过高的出生率，导致车臣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且这一地区的失业现象特别严重，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90％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至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30％——同时期全苏失业率还仅是个位数。这就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而此时的苏共中央已经无力顾及这一问题了。
    联盟的解体，最终引爆了这颗“不定时炸弹”。车臣分裂始于1990年，在“8·19”事件之后，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公然冲击苏共政权机构，而苏联的激进“民主派”们此时对于反共已经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当时叶利钦曾赞许杜达耶夫是“山区里的叶利钦”，而为了避免被扣上“压制民主”的罪名，包括克格勃在内的苏联各强力部门事实上都只是在袖手旁观，原本可以在初期压制下去的小规模分裂活动至此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车臣总统”民主选举，将所有的非车臣族裔全部排除在外。即使这样，在武装分子的监视之下，杜达耶夫的得票率也仅仅是12％，但他仍顺利“当选”。
    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能拿出手的商品。因此，牢牢控制住车臣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始终是基本国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激进“民主派”们正在忙于架空联盟中央，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叶利钦嘴上虽然仍坚持维护车臣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推波助澜。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地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以方便拨退休金的名义，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乔夫甚至命令北高加索军区把一半（实际则是95％）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俄军中都不多见的T-80坦克。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车臣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地位。
    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塔利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中国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或者说，车臣事实上的独立并未使俄罗斯的利益不再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1992年后逐渐趋于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车臣境内，当时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曾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
    这种自信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数年的动荡极大地折损了俄军的战斗力——苏联解体后的原苏军及其庞大的武器装备，被各个加盟共和国疯狂地瓜分掉了，俄罗斯军队虽然继承了苏联军队的主要遗产，但俄军面临的首先就是经费的匮乏，常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训练不足、兵员不足、给养不足的严重状态，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去强大的政工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士气因此低落到了极点，取而代之的是军中高层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基层军人为了生存甚至于变卖武器弹药，走私贩私，向间谍组织提供各类军事情报。一句话：俄军和苏联红军其实已经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物种了。即使从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来看，它的军队也处于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在车臣战场上，从高层到基层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导致俄军损失惨重，12个月内数千官兵以及2万多平民在战火中丧生。
    另一方面，车臣问题始终笼罩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而西欧则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一直心存忌惮。具体来说，除了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而在车臣战场上，还活跃着众多西方背景的“雇佣军”和“志愿人员”，同样，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车臣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造血机能正在枯竭，让一个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最终，虽然车臣非法武装遭到重创，杜达耶夫本人也被炸死，但是俄军仍在苦战一年之后无功而返。
    第二次车臣战争，从宏观角度看仍然决定于能源这一因素：一是俄罗斯围绕石油生产、出口的安全诉求没有改变；二则是由于20世纪末，美国为打击欧元开始频频插手中东、中亚事务，导致上述地区动荡，国家油价迅速上涨，在这个背景下，以能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俄罗斯得以恢复元气，并且自科索沃战争后，美欧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同时中东的动荡局势使得西欧在能源问题上开始有求于俄国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开始增大。在这一大环境下，1999年8月，俄罗斯抓住车臣叛军入侵临近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这根导火索，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