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从经济角度说，极端一点，印度就是1亿人国家——1000万富人，2000万中产阶级，和7000万穷人，平和一点，也就是一个两三亿人的国家。剩下的那7亿～10亿人，制定经济政策时，完全不被考虑在内——如果以7亿人来算的话，这部分人生活在低于联合国的贫困线三分之一的水平。而印度的决策者也无需考虑由此会引发大规模的民变——即便在印度北部现在存在着超过120支游击队，但以印度人的标准来看这种混乱程度仍然还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得益于印度传统的等级文化以及“修来世”的人生观。
    相对于中国，西方国家更乐于接纳印度，即便它的贸易保护主义看上去非常“不合规矩”，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本质的矛盾，是资源占有的矛盾，资源的总量是不变的，你多占一块，我就要少吃一块，这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扯不上任何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在以25％的人口消耗着75％的世界资源，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政府最大的“原罪”在于领导6亿人摆脱了贫困，更在于要领导超过13亿人走向富裕，这意味将有一个超级大块头要插进来分享这块不可能变大的“资源蛋糕”，与金融、贸易等流于表面的问题不同，这个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印度或者说印度模式更易于为西方人所认同，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模式把多数人排除在外，仅让少数精英阶层加入到资源分享中来。
    就此轮经济危机而言，首先可以认定的是，作为一个机会，这对印度的意义不会很大。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资金，同时基础设施薄弱。印度原本打算通过利用自己在金融市场的优势获得资金，然后带动其他经济的发展。但是，就微观上而言，企业行为的趋利性使市场中的企业必须要靠利润的驱使来完成市场资源的配置，尽管印度企业在金融市场比中国获得更优惠与丰沛的资金，但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并未如事先想定的那样投资制造业和基建，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形成最优资源配置。这就出现了一边是国内制造业和基建急需大笔资金，而另一边在金融市场获得丰沛资金的印度企业纷纷大规模进行海外并购。金融危机只能是助长这一趋势。
    虽然经济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技术的出口门槛，但如前所说，印度的工业化尚处在轻工业化阶段，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尚不足以支撑一个重化工业体系——以公路为例：印度2002～2003财年国道建设目标为244.11公里，而当年实际完成209.46公里；2003～2004财年目标为1789.5公里，实际完成709.73公里；2004～2005财年目标为2317.18公里，实际完成2082.7公里；2005～2006财年目标为782.09公里，实际完成582.82公里。在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之上，单靠购买一些技术，对工业化进程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技术是“种子”，而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则是保证“种子”发芽、生根的土地。
    从危险方面来说，印度这次最可能出现的问题与1991年时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在国际支付上出现问题。历史上看，印度仅有两年实现了外贸顺差，也只是拜当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所赐，其余年份则都是处于逆差。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国内出现紧缩，进而使欧美金融机构从发展中国家撤资回本土。而这就使得如印度这样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被动地出现了紧缩。也使得印度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是否进行信用扩张，也就是印钞票？印了就造成本币贬值，不印本国企业就会出现资金断链。此外，印度企业多通过向国外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向国外企业借款来获得资金，其国内的任何经济波动，都会导致海外银行提高利率或是国外企业抛售印度企业的股票，这些同样会使得印度企业出现资金断链的危险。而自去年便一路走高的国际粮价，则进一步加大了这方面的风险，印度至今未实现国内粮食自给，粮价攀升必然会进一步加重其国际支付的压力。
    注释
    【1】“柴明达尔”制度：政府通过中间人，即“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一种土地制度。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国家征税，国家付给一定的报酬。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
    尾声——天道为大
    历史说到底，是由无数“偶然”所组成的“必然”。换句话说，历史是有其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历史的发展始终要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它不能朝着某个方向一直走下去。
    除此以外，历史还有一条更大的规律，正如《老子》中所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为大……
    天道为大
    至此，这本书将要进入尾声阶段了。当然，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这个世界上还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譬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譬如欧洲“PIGS”四国的金融危机，亦譬如韩国“天安”舰沉没等等。这些问题这里笔者都未曾涉及，首先是限于篇幅，其次是因为笔者在这里其实走的是一个“高来高去”的路子——我们这里其实主要是在说一段历史的轨迹，这是有其必然规律的。众多历史事件镶嵌在其中，形成了这条轨迹上的一个又一个“拐点”，远远地看过去，这就像一部完整的剧本，一切似乎都是设计好的一样。
    但笔者不是“阴谋论者”，我并不相信这一切真的是某人或者是某些人“设计”出来的，要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设计一套如此精妙细致的计划，并保证每一步都如钟表般精确地去运行，且不为外人察觉……能实现如此浩大工程的肯定不是人，“他”应该是神，而这个世界上又是没有神鬼的——笔者还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能实现这样一个“工程”的就只剩下一样东西，那就是历史规律。
    在社会学与人类学课程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蚁群效应”——蚂蚁作为个体而言是非常简单的生物，它的感知范围仅限于周边很小的范围，这种生物连记忆功能都不具备。然而作为一个群体，蚁群的活动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条理性。蚂蚁出巢觅食的时候会边走边释放信息素，在遇到食物后，蚂蚁会沿着自己留下的信息素的味道再原路返回。对单独一只蚂蚁而言，它的运动路径是随机形成的，而如果是一大群蚂蚁的话，就会出现无数的“随机路径”，其中距离最短的路径，单位时间内蚂蚁往返的次数就越多，那么信息素的浓度也就越高，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蚂蚁沿着这条路径去觅食，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这条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如此一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蚁群的活动具有很高的逻辑性，它们会选择最佳路径来搬运食物、清理巢穴中的垃圾。
    所谓历史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是相通的，当历史发展到某一“临界状态”时，或早或晚总要出现那么几件“标志性事件”来“扭转”历史轨迹，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何时发生则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对此早已有更简单明了的表述——“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历史上的无数“英雄”其实都是“伟大”与“幸运”的复合体。
    现在回过头来看，千百年来历史走过的轨迹一直都是一条“蛇形路线”——向左走一阵子，然后再向右走一阵子，接着再向左，再向右……在涉及社会问题时，我们总是在说“平衡”、“制衡”之类的概念。其实历史发展始终都是平衡的，只是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如果一个人将“中间路线”作为其追求的目标，那么千万年来的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恐怕都将让他无比沮丧——所谓的“平衡”状态从来就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状态。不仅仅是要沮丧，如果以此为目标去试图推倒历史，往往会造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局面。
    这里又一次提到了“左”“右”的问题，我们在前文里曾经说过，在本书中的标准是：当社会上的权力与财富向少数精英集中时为“右”，反之则为“左”。以这个视角来回顾，这本书中涉及的世界范围的历史轨迹，大致就是：向右——向左——向右。当然，这说的是最大最粗略的轨迹，任何一个具体的时段内必然存在着大量的小的波动。如今炒股的人不少，大伙会看K线图肯定也就明白这个道理，当然，笔者坚信历史发展远比股市要有规律可循。
    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财富和权力在总体趋势上一直都是在向资本家们这边集中的，这是本质，至于国家间的此消彼长则是表象。只看资本的话，它一直是在扩张，国家层面的问题无非是哪个国家更适合资本扩张的问题。当英国适合的时候，资本就选择了英国，于是有了“日不落”的时代；当美国更加适合的时候，资本就弃英国而选择美国，于是英国开始衰落，美国开始崛起。透过这些表象，历史的大势是在“向右”的。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向右”的历史大势基本就走到了临界状态。就像“资本兔子”定律中说的那样：财富完全集中到了资本家一边，人民大众买不起东西，于是“生产——消费——再生产”这样一个循环走不下去了，资本扩张的余地没有了，可趋势依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