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从这个角度讲，印度选择计划经济是合乎当时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但在现实操作中，印度恰恰做不到对经济进行长期计划以及按部就班地执行计划。印度政府与国内各种各样的垄断集团的利益斗争从没有停止过，而政府鲜有占上风的时候。在长期经济计划与短期经济效益的选择中，政府不断地在选民的利益趋势下左右摇摆。在遇到国内国际危机的时候，印度的执政者往往通过对外军事冒险来转移选民的视线，压制国内即将爆发的危机以赢得大选，譬如他们在1962年所做的。基于这种目的实施的军事行动，无论胜负，都从没有与经济形成过“正循环”，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印度的对外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孱弱，军事冒险之后印度政府往往又陷入财政危机并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往后，印度就一直处于“危机—冒险—更深的危机—再冒险”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受此影响，它的工业化进程与基础设施建设都异常缓慢。
    譬如这段历史：1970年12月27日，英迪拉·甘地抓住自己国内声望不断上升的机会，宣布解散人民院，提前于1971年2月举行印度第五届大选。1971年3月大选结果揭晓，甘地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1970年底也开始进行大选，主张充分自治与全面独立的人民联盟在东巴大获全胜，随即在1971年3月宣布东巴独立，巴基斯坦由此爆发国内军事冲突。1971年11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印军越过印巴边界“自卫”，这就是第三次印巴战争。至12月17日战争结束，巴基斯坦遭到肢解。至此英迪拉·甘地在国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93％的民意支持。次年印度国庆日，英迪拉·甘地被描绘成了杜尔加（印度神话中的十臂女战神）。但正是在1972年，印度迎来了一场严重的旱灾，1.8亿人口面临饥饿的威胁，而由于战争流入印度的孟加拉难民每个月则要消耗掉印度政府2亿美元，使得印度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原本大宗粮食与原油进口就需要大量外汇，而石油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不期而至。由此导致外汇严重短缺，物价开始飞涨。进一步引起的投资不足又使工业增长下降了近50％。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反对党的鼓动下爆发了，同年孟买就爆发了1.2万人大罢工，仅仅在古杰拉特邦的骚乱中被警察射杀的人数就达到233人，而与之同步的印度铁路大罢工让当时的印度全国交通陷入了瘫痪，最后警察也加入到了暴动的行列，并与前来镇压的军队交火。在随后的大选中，国大党一败涂地，代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同盟上台了。而人民同盟政府的第一个举措竟然是提早一年结束当时正在执行顺利的“五五”计划，以提交自己制定的“六五”计划。历史证明靠造反上台的人民党政府对自己所制定的计划缺乏控制力，上届政府积累下来的1500万吨粮食以及仅有的3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消耗殆尽，而人民同盟政府也随之倒台，此时已经是1979年，印度之外的世界已经迎来了第三轮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生产工序，实现国际再分工，“四小龙”与东南新兴工业地带正是在此时崛起。而印度，则还处在反复的“折腾”当中，套用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话：“印度失去了工业时代。”
    冷战结束之前，苏联在印度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印度外贸长期处于逆差局面，填补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外汇缺口，除侨民汇款和资本账目顺差之外，主要的外汇来源渠道便是国际援助。
    1991年的东欧剧变，对于中国总体而言是利多于弊，而对印度而言，则恰恰相反。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国力衰退直至最终解体，使得印度失去了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以及出口市场，经济由此遭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印度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1991年印度政治经济改革的背景，而发生于1987年的中印边境对峙，则可看做是印度政府为缓解执政危机所作的又一次冒险。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进入了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在1989～2004年的16年中，印度共举行了六届大选，换了九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只执政了1年左右，最短的只执政13天就倒台了，2004年国大党重掌朝纲，得票率也仅有26.7％，只能以联合政府的形式上台执政。
    换句话说，印度政府原本不强的行动力进一步被削弱了，对社会生活的变革很难再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更遑论来主导。1989年，脱胎于人民同盟的人民党利用印度教徒的反穆斯林情绪，主张在印度教徒视为圣地的阿约提亚（Ayodhya）地区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但在当时该地已建有巴伯尔清真寺（Babri Mosjid），借助这种宗教情绪，人民党在1991年再次上台。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以维系并不牢靠的执政地位，人民党赋予了地方更多的权力，并允诺一些地方势力可以建立自己的邦。至此，原有的可以节制地方势力的中央财政体系在政治改革中不复存在了，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权威性因此也被大大削弱——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的政治改革，实质就是一个地方向中央分权的过程。而就行政区划而言，印度版图内邦的数量由建国时的16个，增加到了28个（另有7个中央直辖区）。就工业化进程而言，这一改变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印度原有的工业布局类似于苏联，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原有行政区的分裂，导致工业体系不再完整而无法正常运行——这与苏联解体后所遇到的情况比较类似，许多地区因此从工业经济又重新退回到了农业经济。此外，印度后续的经济建设也很难有一个科学、统一、有序的规划，最初计划建设100个经济开发区，各地各自为战，结果最后实际建成的数量是250多个。
    就经济模式而言，1991年的外汇危机使印度经济形势严峻恶化，也由此拉开了一场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浪潮。也就是实行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缩小公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减少对公营经济发展的干预，取消对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减少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控制。但总体而言，官方对经济的干预还是比较多的，要办事，很多时候还是要通过政府的。
    而在改革之初，印度所面对的情况是：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亚国家，超过50％的人口属于文盲。但印度的精英阶层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了纯熟的英语思维以及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失去了国家的外力作用，在资本的趋利性诱导下，印度经济最终“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作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点主要放在了软件业上，之后则利用其比较深厚的金融传统，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金融市场。对这种经济模式而言，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国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类似，只是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它保证资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资金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印度人不切实际的吹嘘，除了其民族性格以外，也有其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不但民间在“吹”，政府每年还会专门资助海外媒体为印度“吹”。
    1991年之后，印度的GDP开始迅速增长，前些年印度的经济增长从以前4％～5％的较低水平跳上了7％～8％，季度增长常常达到9％左右。而在其背后的事实则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的是完全不同的。“印度模式”下，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存在从实物生产到最终销售这样一个周期的制约，自然要快得多，但这种快速流动并没有带动制造业的同步发展。“印度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模式——印度人试图从传统农业经济直接跨过制造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为经济主干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型经济。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从过去所继承的金融传统，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避印度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工业化事实上并未有太大的发展——25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是清一色的服务业、IT业和金融行业。印度GDP具体构成中，农业占22％，工业占22％，服务业则占56％，如果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话，这个构成并没有什么问题（例如日本，虽然以制造业闻名于世，但其GDP的75％则是由服务业所贡献的），但这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其GDP的总量并不大。事实上，目前印度工业化总体水平仍处于轻工业化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重工业化阶段。
    到目前为止，印度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仅限于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反过来，这又制约了其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能消费得起的就是那么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