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随笔 红楼心解

 
  （二）所用方法之不同。――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其是非似不成问题，我从前固持考证说者。有人说他“猜笨谜”，虽胡博士之于蔡先生亦初不假借，而其间得失有可言者。 
  考证含义广，作用多，并不限于自传说，这只不过其中之一而已。即摒弃自传之说，而考证之功用故自若也。将后四十回从一百廿回中分出为考证的成果，与其人同时主张自传说并无必然之联系，不宜混为一谈，考证之功，不掩自传之累。纵其自传说不成立，而残编与续貂，其泾渭玉石之辨，仍昭然在人耳目。新索隐派亦当应用此成绩，决不能并百二十回一起而追索之，其中当有所区别，所谓桥是桥，路是路也。 
  昔《石头记索隐》以金陵十二钗影射士大夫，虽有巧思，终无实际。其影射人事每在有意无意之间，“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于本书第五十四回偶点出王熙凤一名来，只关合字面，毫不认真便是可喜，如引而申之，即成笨伯矣。 
  （三）对作者问题看法之异。――此关于本书的来历，亦是两派争持之点。简单说来，索隐猜谜，只是空想；标榜科学，或欠谨严。曹雪芹本未言自著《红楼梦》也，而此问题关系甚大，众口相传，其说不一，甚至有人说是另一个曹雪芹！若考证，自传之说，则完全归之于曹氏，几乎众口一词。而据最早的甲戌本却备列诸名：有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题《红楼梦》，孔梅溪题《风月宝鉴》，曹雪芹题《金陵十二钗》。雪芹固是真名，但其假托诸名，却未必毫无意义，盖非一人之力、旦夕之功，最后特标脂砚斋，又将各异名归一，“仍用石头记”似有与曹雪芹争著作权者，可谓奇矣。多设烟幕，似成蛇足。评注庞杂，歧中之歧未尝不由此而来，若不认清题目，分别枝干，即有索隐之故技，恐亦难得施展也。 
  约论二者之得失，虽亦有共通之点，非无共同之惑。迹其迷惑，源远流长，已历二百年，非偶然也，盖与明清之际之史迹有关，其他小说皆不名“学”，如《水浒》不曰水浒学，《三国》不曰三国学，而独称红学者何？岂《红楼》独超于其他小说之上欤，亦未必也，我儿时只作为笑话看，后来思之，却不尽然。 
  “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性质之认识。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之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王静安说中含哲理，惜乏嗣音。蔡、胡两子遂平分秋色，各具门庭，考证之视索隐，本属后来居上，及大量脂批出笼，自传之说更风靡一时。其后《辑评》内一书，当时原只为工作之需，却亦附带推波助澜的作用，颇感惭愧。脂批非不可用也，然不可尽信。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既关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称之为“学”亦无忝焉。所谓中含实义者也。两派门庭迥别，论证牾，而出发之点初无二致，且有同一之误会焉。 
  《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虚构原不必排斥实在，如所谓“亲睹亲闻”者是。但这些素材已被统一于作者意图之下而化实为虚。故以虚为主，而实从之；以实为宾，而虚运之。此种分寸，必须掌握，若颠倒虚实，喧宾夺主，化灵活为板滞，变微婉以质直，又不几成黑漆断纹琴耶。前者所以有意会之说也。以意会之，各种说法皆得观其会通而解颜一笑，否则动成碍，引起争论盖两失之，而《红楼梦》之为红楼故自若也。 
  人言若得正问则问题之解决思过过半，斯言是也。以本书言之，其来历如何，得失如何，皆正问也。若云宝玉何人，大观园何地，即非正问。何则？宝玉者，小说中主角，不必实有其人；大观园者，小说中花园，不必实有其地。即或构思结想，多少凭依，亦属前尘影事，起作者于九原，恐亦不能遽对。全然摹实，不逾尺寸，又何贵于小说耶。 
  私意以愚意评之。考证之学原是共通的，出以审慎，不蔓不支，非无益者。猜谜即使不着亦无大碍，聊发一笑而已。只自传之说，明引书文，或失题旨，成绩局于材料，遂或以赝鼎滥竽，斯足惜也。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记，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整理重抄。 
  （原载《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          
编者后记  王 华    
  新红学创始人之一俞平伯先生的《读随笔》约写于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4月，陆续发表于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香港《大公报》上，未曾出版过单行本。 
  由上述写作与发表的年月可以看出，它正写于建国已四年之后，又正在他挨批之前。此时他正努力学习，提高认识，在早已修正错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想通过这《随笔》的写作与发表，来更好地提高自己。所以诸多观点都十分辩证，至今读来仍十分令人信服。尤其《前言》与前三则，可谓是整个《随笔》的要领，更可看出他当时思想之一般。如他在第三则中这样写道： 
  没有写完的最大遗憾在什么地方呢？正因为没有完篇，那象征性的“风月宝鉴”还正悬着，不能够像预期完全翻过身来。这个影响未免就太大了。正照镜子的毛病原不能都推在二百年读者的身上，作品的自身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惟其如此，更容易引起误解。反对这书的看作诲淫的黄色书籍，要烧毁它；赞成这书的，发生了“红迷”，天天躺在床上看。对待的态度似绝对相反，错误的性质却完全相同。都正看了这书，作者再三说，必须反看。他将在后回书中把它翻过身来，可惜这愿望始终没圆满。到了今日，谁能借大荒山的顽石补完这残缺的天呢。 
  这段话既通灵又切实。之所以红学有永远争论不完的无数问题，其根源之一也正在此。然而平伯先生又是怎样对待的呢？接着一段写道： 
  我们对这未完之作觉得加倍的爱惜，读书的时候又必须格外的小心，才对得起这样好书。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还它的庐山真面，进一步用进步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同时减少它流弊的发生。考证研究的工作都配合着这总目的来活动。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伟大的文学天才负责，我们必须对广大的人民负责。 
  由此不难看出，平伯先生此时还正准备进一步在红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下去。而此时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大批判运动。也正因此，他的红学研究活动，几乎到此就画了句号。这部《随笔》之所以一直没有单行出版，原因也正在此吧。如若不遭批，或许他会继续写下去，出版后他还会不断修改与订正，……现在说这些，当然都是多余的。 
  现在距当时已过了半个多世纪，重读这部《随笔》，依然感到它博大精深。虽不无值得修订之处，而大体上仍完好。仍可把它当作平伯先生的一部极有见地的红学著作来读。 
  乘此出版插图本之机缘，将他此后写的一些红学文章一并附入，而书名不改，我想，这不会影响与有损原貌，只会丰富之。尤其晚年的几篇文章，也是除了收入《俞平伯全集》之外，另处难觅，附入这插图本，则更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有关《乐知儿语说》，还必须再说几句。 
  《乐知儿语说》是连《俞平伯论红楼梦》都未曾收入的文字，只有在他身后编《俞平伯全集》的时候才被收入。它是晚年最坦然的反思。有些想法与观点，似乎看来有些离奇，但却是发自一位老人的肺腑之言，一位后半辈子对红学讳莫如深的红学家的肺腑之言。行文依然十分辩证而通达，而境界更加坦然而超脱了。我想，大家在通读《随笔》之后，一气读完附录，直至《乐知儿语说》，定会对《随笔》体会更深。 
  2005.4.14，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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