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衰落之鉴

  改革期间，塞里姆建立了若干新的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专门训练有关炮术、防御工事、航海及辅助科学等方面人员。法国军官被聘为这类学校的教师和教练，法文是学生的必修课。法国革命以后，素丹继续与法国新政府保持联系，请求法国派遣军官和技术人员到土耳其授课。塞里姆的改革使青年陆军和海军军官阶层成为社会上的新知识阶层，他们在学习中逐渐熟悉了西方文化，理解了法国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西方文明在奥斯曼国家的代表，以及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塞里姆时期培养的大批外交人员也充当了奥斯曼与外部联系的重要中介。18世纪末以前，奥斯曼的对外联络主要通过基督教译员们进行。国家官员们都以伊斯兰教为至尊，不屑于学习外国语，只愿意让有欧洲背景或受过欧洲教育的流亡者担任外事雇员。为了更及时地得到有关欧洲事务情报，塞里姆决定在欧洲各主要国家设立正式的、常驻的奥斯曼大使馆。大使们还奉命研究驻在国的各项制度，学习"对于帝国官员有用的语言、知识和科学"。首批外交官员多数是奥斯曼宫廷中的旧式人物，不懂西方语言，观念保守，对于派往国情况了解甚少，对了解到的情况也不重视。但他们带去的译员和年轻秘书等，却在研究欧洲语言、了解欧洲思想、学习西方社会生活和管理模式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中一些人回国后在政府机构担任高官，成为主张变革的中坚分子。那些一直在奥斯曼帝国生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们，虽然一直与西方保持着联系，并在多数时候充当了土耳其人与西方人交流的工具，充作译员和语言教师等，但由于民族和宗教的隔阂，他们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只能充当奥斯曼与西方进行直接交流的缓冲而已，不被政府所重视。
  第36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4)
  然而，塞里姆发动的这场改革，只是致力于富国强兵，并没有触动素丹制度本身。因此，改革扶植的新兴的军人势力和外交力量，加上一些能面对西方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阶层，他们能够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也必将承担起最后将奥斯曼素丹政体送往坟墓的历史责任，但却不可能立即实现改天换地的革命。即使如此，奥斯曼的铁血军团近卫军兵团和顽固保守的宗教法律势力（乌莱玛）也不愿意坐以待毙，因为这些改革显然意味着他们那个阶层的末日。塞里姆和其新军的确面对着一股他无法对付的反对势力。
  尽管如此，塞里姆还是使自己的新式军队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到1806年，他所建立的这支军队已发展到2.5万人。他们戴着蓝色贝雷帽，穿着红色马裤，背着来福枪，在远离首都的郊外由法国教官和已经欧化的土耳其教官指导着进行现代化的操练。尽管塞里姆小心谨慎地躲避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仍然没能顶住宗教保守势力和近卫军兵团的联合进攻。1805年巴尔干显贵们反对塞里姆在当地征兵，发动了暴乱。塞里姆被迫将新军团撤出该地区，诱发了1807年近卫军兵团大规模骚乱。塞里姆被迫退位（1808年），改革夭折。但他点燃的改革之火，却从此在土耳其燃烧起来。
  马茂德时期改革的深化 继塞里姆之后登上素丹宝座的是有"土耳其的彼得大帝"之称的马茂德二世。他是塞里姆三世的堂弟，一方面受过传统的奥斯曼式王室教育，熟知土耳其语和伊斯兰语、宗教和法律、诗文和历史；另一方面，由于一直与退位后的塞里姆软禁在一处，因而受到了塞里姆改革思想的较多影响，但他对西方并不了解。作为王室的唯一幸存者，是近卫军兵团和宗教保守势力将他扶上了素丹宝座，因此马茂德几乎完全处于保守势力的控制下。加上当时土俄矛盾复起，塞尔维亚的民族起义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新动向，他在即位18年后（1826年）方将理念中的改革付诸实施。此前他已不动声色地将政府各重要岗位换上了自己的忠实臣僚，只待适当时机出现。
  马茂德改革也是从建立新式军队着手。1826年春天，他在安纳托利亚民兵的保护下，宣布建立新正规军的命令，称其为"毛来姆・爱希金吉"（意为受过训练的卫兵），埃及总督应召派来了所需的教官。为了避免重蹈塞里姆三世覆辙，马茂德下令在近卫兵团中抽调人员补充新军，同时使用已经西化的穆斯林担任新军教官。这样，他巧妙地得到了近卫兵团上层军官和乌莱玛的赞同，并在宗教领袖穆夫提支持下镇压了士兵反对改革的暴乱，趁势正式解散各地的近卫军兵团，与该兵团有密切关系的教派组织贝克塔什托钵僧团亦被取缔。这次土耳其历史上的"吉祥事件"，使近卫兵团作为一支反对西化改革的有组织武装不复存在。马茂德将新军指挥权交给一位被称为"塞拉斯克"的官员，请来欧洲教官训练，使用欧洲人编写的教材。普鲁士在奥斯曼人对新军的训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在海军整顿方面，马茂德主要依靠美国船舶专家和英国海军顾问。马茂德还建立了几所技术学校和军医学院，在这些学校使用法语授课。同时还经常派送毕业生去欧洲深造，军队内新型军官的数量因此不断增加，他们在后来成为土耳其改革的重要力量。
  在行政管理方面，马茂德大刀阔斧地废除了一切不适应改革的旧体系，取缔了宫中闲职，选用了新的官员，强化素丹权力。1826年，他发布一道诏书，试图从保障文官财产入手，维持一支文官队伍，同时对文官的办事能力和廉政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他还仿照西方的政府体制，设置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等官职，大臣国务会议也仿照欧洲加以改造，辅政大将军不再是素丹个人意志的代表，而是内阁首席大臣。马茂德还实行高薪俸，试图以此来杜绝官员贪污犯罪。
  1831年后，马茂德实行了另外两项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一是进行奥斯曼近代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以利于征兵和抽税。二是废除传统的蒂玛尔制度。蒂玛尔制度曾是奥斯曼帝国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但16世纪以后，由于新的战争方法和战争技术的发展，蒂玛尔骑兵在战争中不再具有优势，领取薪俸的正规队伍成了奥斯曼军队主力。于是，国家将一些蒂玛尔（军事领地）收归皇室，交给包税人经营，国家从包税人手中收缴税款，以充军用。马茂德的改革就是将余下的蒂玛尔都纳入国家管理体制。据统计，当时土耳其境内的蒂玛尔总数大约2000多个，除部分人员被编入骑兵大队外，余下人员每年消耗养老金就达12万帕斯。而维持一支1.2万人的新军，一年仅需3.4万帕斯。虽然包税人对已成为皇室领地的蒂玛尔管理得不好，税收也不理想，但这一举动至少强化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素丹对地方的控制，对进一步消灭封建因素至关重要。
  第37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5)
  随后取缔"瓦克夫"（寺院领地）的政策，则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瓦克夫作为一种旧的伊斯兰制度，在奥斯曼帝国有着极其牢固的基础。最初它是教徒向清真寺奉献的土地或财产，后演变为创业者为自己的家属和后代而设立的"埃夫卡弗"，即教门基金，这是一种较为安全的财产保护办法。一般地，向寺院奉献的土地只能是米尔克（即自由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得以军事采邑、包租地或封地作为献礼。城市周围和寺院占有的瓦克夫，其实际控制权和处理权，通常掌握在行政人员和税务人员手里。这些人员或是乌莱玛（总法典官）本人，或是由他任命。因此，这种教门基金成了宗教机构拥有经济力量的重要来源。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在近卫兵隐患消除之后，马茂德开始铲除这股最顽固的封建势力。他把现存的瓦克夫都合并到一个新的埃夫卡弗管理局，企图将其全部收支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然后根据各清真寺管理和维修的需要拨款开支。然而，由于素丹任命的管理人员或是专制成性，或是不懂法律滥用职权，对埃夫卡弗起到了破坏作用。但无论如何，马茂德这一措施还是严重削弱了乌莱玛这支敢于和苏丹作对的宗教－政治势力。他以后的各任素丹也继续其做法，使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常常由于经费不足而面临困境，宗教权力更加衰落。
  马茂德还实行了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生活习俗及文化方面的改革，改善帝国内部的交通和邮政，开辟新的驿路。为了便利欧洲与土耳其之间的交往，素丹开始采用检疫制度。1855年后，电报和铁路也先后进入土耳其内地，土耳其国内各处的联系更加便利，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加强。在传统习俗方面，他要求官员放弃土耳其式的服装和头巾，一概穿上西式服装，戴无边圆筒毡帽。他还开办了官方报纸，起先用法文发行，后来改出土耳其文版，官员们必须订阅。报上随时发表官员任免决定和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条例。这份报纸即《大事概览》，是土耳其新闻事业的开端。
  马茂德之后，其子阿布迪尔梅吉德继续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为了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他做出了积极的改革姿态，1839年颁布了著名的"花厅御诏"（古尔汗御诏），标志着土耳其改革时代即"坦齐马特"（"改组"、"整顿"之意）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