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

这些话题不断发酵，直到执政者对“结束战争”计划达成共识，即美国单方面撤出，仅以释放战俘作为交换条件。
  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仍有50万美国军人在远离美国的越南作战。根据约翰逊确定的时间表，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尼克松从一开始就承诺结束这场战争，可是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履行美国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全球承诺。尼克松是在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五个月之后上台的，当时苏联正在建造洲际导弹，威胁到（有人甚至认为超过了）美国的威慑力量。而且中国与美国依然相互敌对。如果美国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那么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承诺也必定会受到挑战。维护美国捍卫盟国及全球秩序的信誉（美国已经履行这项职责20多年了）仍然在尼克松的盘算中不可或缺。
  尼克松按照每年15万人的速度撤出美国军队，1971年美军不再参与地面作战。他同意进行谈判，但有一个不容商量的条件：他永远不会接受河内的要求，在和平进程开始时用河内提议的人选组成联合政府，替换（美国盟国）南越政府。这一条件被美国强硬拒绝了四年，直到1972年北越攻势遭到失败（没有美国地面部队参与）。河内最终同意停火，接受了它一直拒绝的政治解决方案。
  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是，人们普遍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给印度支那人民造成的创伤，好像美国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然而河内坚持继续战斗，这不是因为它不相信美国的和平承诺，而是因为它希望借此耗尽美国继续牺牲的意愿。为了争夺主导权，河内大打心理战，以推行它夺取统治权的计划。事实表明，河内就此坚决不肯妥协。
  尼克松下令发动的军事行动——我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表示支持——再加上灵活的外交政策，使越南问题在1973年最终得到解决。尼克松政府确信，西贡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一般规模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将提供空中和海上援助，对抗北越的全面进攻。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南越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向着更加透明的体制演进（就像韩国出现的情况一样）。
  这一进程能否更快，以及能否给美国的信誉另外一种定义，将一直是热烈讨论的话题。最主要的障碍是美国难以理解北越的思维方式。约翰逊政府高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作用。与一般看法相反，尼克松则高估了谈判的效力。对北越久经沙场的领导人来说，不惜牺牲投入战斗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妥协与战败没有区别，建立多元社会不可想象。
  如何解决这场争论，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对所有相关各方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尼克松实现了完全撤军，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相信这给予南越人民一个塑造自己命运的良好机会。然而，经过10年的争论，在水门危机群情激昂的余波中，国会1973年对援助实施严格限制，并于1975年切断所有援助。北越军队倾巢而出，越界攻克了南越。国际社会保持了沉默，国会禁止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由于共产党革命，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先后倒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了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清算。
  美国第一次输掉战争，也失去了推进国际秩序观的思路。
  尼克松与国际秩序
  20世纪60年代充斥着暗杀、暴乱和没完没了的战争。历经这一乱局，尼克松1969年接过了恢复美国国家凝聚力和外交政策连贯性的重任。作为富有经验的公众人物，尼克松聪明过人，却有少见的个人不安全感，因此他并不是恢复国内和平的理想领导人。但是也必须记住，当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的时候，大规模示威、恐吓威胁、非暴力反抗等手段已成气候，逐渐脱离了和平抗议的范畴。
  不过对于重新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这项任务，尼克松已经胸有成竹。作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以及多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他见多识广。外国领导人与尼克松接触时，一般不会与他对抗，让他难堪，而是愿意与他进行他最擅长的实质性对话。与一般有政治抱负的人相比，他独来独往的个性让他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因此他更愿意潜心读书。这使他成为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外交政策上准备最充分的候任总统。
  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如此系统地从理论上将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全球概念加以阐述。1971年与《时代》杂志编辑对话时，尼克松提出了这个概念。在他的想象中，五个主要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将在非正式承诺的基础上运行，都以克制的态度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的雄心和克制相互交织，形成了均衡：
  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历史上唯一一次拥有较长的和平时期，是在形成均势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相对其潜在竞争者实力无限大的时候，正是战争危险来临的时候。所以我希望美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我认为，如果我们看到强大而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形成合理的平衡，相互制衡，但不相互拆台，那么这将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19这篇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国一致”中的两个国家其实是敌对国家：苏联和中国。美国与前者陷入冷战，与后者在中断关系20多年后刚刚恢复外交接触，美国与中国既没有互设大使馆，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奥多·罗斯福曾提出一种国际秩序设想，美国在其中充当全球均势的守卫者。尼克松更进一步，认为世界秩序千变万化，均势不会一成不变，美国不是平衡者，而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尼克松在这段话中宣布放弃挑动均势中的一方斗另一方，这展示了他的策略技巧。警告潜在对手的微妙方式就是，公开声明放弃对方已知的我方能力，而这种能力实际上不受声明的影响。尼克松是在起程访问北京之前说这番话的。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显著改善，也是在任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美国与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比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用中国制衡苏联当然成为这项渐进战略的用心所在。1971年2月，尼克松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官方文件首次给予中国这一级别的承认），并宣称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与北京对话”20。
  1971年7月我正在所谓的秘密访华途中，尼克松就中国的国内政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尼克松认为：
  中国的国内阵痛（即“文化大革命”）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因为当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时（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过他们），他们富有创造力，成就卓著，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民族之一。8亿中国人民必定会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这就意味着，凭着这些特质，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也能够在其他领域大显身手。21这些说法在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22这些是尼克松的即兴谈话，而我当时与华盛顿无法联络，所以我是在20多年来与北京的首次对话中从周恩来口中听到这番话的。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认定，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认识与他的中国同行不谋而合。
  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松的对手乔治·麦戈文曾经嘲弄地说：“回家吧，美国！”尼克松的回应是，如果美国逃避其国际责任，那么它肯定在国内也会失败。他宣称：“只有在履行海外责任方面有大作为，我们才能始终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继续作为伟大的国家，我们才能在克服国内挑战方面有大作为。”23与此同时，他希望抑制“我们自恃高明，好为别人借箸代筹的本能”，从而不让“他们依赖我们为其定计”24。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尼克松开启了编写世界现状年度报告的做法。就像所有的总统文件均由白宫同事起草，这类报告由我主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不过，尼克松要确定文件的总体战略基调，并在定稿之前多次审阅。它们是政府部门的外交政策指南，更重要的是，它们向其他国家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方向。
  尼克松强调，美国不能把命运全部或部分寄托于他国的善意。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可谓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在1970年的报告中强调的，和平需要谈判，也需要有寻求新型伙伴关系的意愿，但只有这些还不够：“持久和平的第二个元素必须是美国的实力。我们知道，和平不可能仅仅通过善意实现。”25他断定，通过持续展示美国的力量以及开展全球行动的明确意愿，和平就会得到巩固而不会被阻滞。这让人想起了西奥多·罗斯福1907~1909年派遣大白舰队进行的环球航行。同样，美国也不能期望其他国家把未来押在他人的善意之上。主导原则是努力建立权力与合法性相得益彰的国际秩序，做到使这一秩序的所有关键成员都认为这种安排公正合理：
  对于所有国家，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维护国际体系都与其利益攸关。他们必须感觉到他们的原则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国际环境满足了他们的重要关切，他们就会努力去维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