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

迄今为止，只有美国针对伊拉克、以色列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也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的因素之一），苏联20世纪60年代曾考虑对中国动手，但最终收手。
  在通过协商放弃核计划方面，防扩散机制也取得了几次重要成功。南非、巴西、阿根廷和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放弃了核武器项目。那些核武器项目中有的接近完成，有的已经取得重要技术进展。同时，自从1949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终结以来，核武器已被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以色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掌握，伊朗也处于核门槛水平。而且巴基斯坦和朝鲜已经广泛扩散了核技术。
  新拥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对核均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英国和法国的核能力只是对北约核武库的微不足道的补充。如果英国和法国被美国遗弃，且英法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受到某个大国威胁，才会使用这一最后手段，或者凭借核武器在核战争中置身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设施首先是相互瞄准对方，并以两种方式影响着战略均势。冲突升级的风险可能降低在这个次大陆全面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核武器系统易受攻击，技术也难以防范短程袭击，先发制人的诱惑成为这种技术与生俱来的特点，尤其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总之，核扩散带来了典型的核困境：核武器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一旦爆发，惨烈程度将大大提高。
  印度与中国的核关系最接近冷战对手之间的威慑态势。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避免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的核设施对地区和全球问题也有影响。巴基斯坦靠近中东，国内有大量的穆斯林，它偶尔会暗示自己承担着核保护者或核军械师的角色。向伊朗扩散核武器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参见第四章）。
  久而久之，核武器的持续扩散甚至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势。现有核国家领导人必须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既包括其他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也包括核扩散国家带来的威胁。他们必须通盘考虑核战略，既要顾及主要潜在对手的威胁，也要为应对扩散留有余力。如果每个核大国都这样盘算，核扩散将导致这种余力成比例增长，接近或超过现在的极限。而且随着扩散的加剧，这些核关系相互交叠，日趋复杂。冷战期间相对稳定的核秩序将被新的国际秩序取代。在新秩序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宁愿给人留下不怕世界末日到来的印象，因为这也许反而使之比对手更能占据优势。
  为了获得一张防范核超级大国的安全网，拥核国家甚至也会暗中或公然依附在某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之下（例如处于核门槛的以色列、欧洲核国家和日本，还有中东地区其他核扩散或接近扩散的国家）。所以人们会发现，核武器扩散会形成联盟体系。虽然该体系在全球影响力和破坏力上远超导致“一战”的各种同盟体系，但僵硬程度与其大体相似。
  当一个拥核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接近两个核超级大国时（中国和印度都能做到），就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不平衡。任何一个核大国，如果能置身于另外两国核冲突之外，它就能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在多极的核世界，如果这个国家能联合其中一个超级大国，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因为两者力量相加就有了战略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超级大国间的大致核均势就有可能发生不利于战略稳定的变化。俄罗斯与美国核裁军幅度越大，就越是如此。
  核武器进一步扩散会大大提高核对抗的可能性。这增加了蓄意或未经授权转移核武器的危险，最终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而且，随着核武器的研发（无视正在进行的所有谈判）蔓延至伊朗乃至朝鲜，其他国家跟风效仿的动机将无法抑制。
  面对这些趋势，美国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技术。冷战期间，核技术被广泛视为美国科技成就的前沿，是一种带来最大战略挑战的领先知识。当前，最优秀的技术人才都致力于对公众更加有益的项目。也许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禁止发展核技术被视为不可改变，尽管与此同时，核扩散国家在发展核武器，其他国家也在竞相提高核技术。即使美国在谈判限制使用核技术的同时，它也必须始终处于核技术的前列。
  过去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国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核武器似乎让这个世界更不容易爆发战争。但是，随着战争次数的减少，非国家行为体或一些国家以非战争名义制造的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巨大的风险，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揭示了非对称战争的可能性，也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无法长期保持克制带来的挑战。
  最重大的挑战也许是，如果核扩散国家真的相互使用核武器，现有核大国该作何反应。首先，在现有协议之外，如何防止使用核武器？如果依然使用了核武器，必须马上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战争？对人类和社会造成的破坏如何处理？在维护威慑的有效性，或者威慑失败时必须采取措施时，如何防止报复升级？绝不能因技术进步而忽视这些人类发明有多么恐怖可怕，也不能忘记对这些技术的限制措施多么不堪一击。绝对不能允许核武器变成常规武器。在此关键时刻，要维持国际秩序，现有核大国就必须达成谅解，坚持核不扩散，否则核战争灾难将降临，并强加给我们另一种秩序。
  网络技术和世界秩序
  回顾历史，科技历经数十年、数世纪不断发展，提炼和整合了原有技术。甚至根本性的技术创新，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入以前的战术和战略学说。坦克代替了数个世纪以来的骑兵，飞机是另一种形式的炮兵，战舰是移动的堡垒，航空母舰是飞机跑道。尽管核武器的破坏力极大提升，它在某些方面也是以往经验的延伸。
  当前这个时代的最新发展，是计算能力的快速提升和信息技术扩展至社会的每个领域。戈登·摩尔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在英特尔公司担任工程师的经历。他发现了一种按照一定时间间隔持续变化的趋势，即计算机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翻一番。4“摩尔定律”被证明有惊人的预见性。计算机的尺寸变小了，成本下降了，但速度以指数级加快。先进的计算机处理器现在几乎可以嵌入任何物体中，包括电话、手表、汽车、家用电器、武器系统、无人机和人体内。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革命首先把众多个人和程序纳入同一交流媒介，并用同一种技术语言来翻译和追踪它们的行为。5网络空间（20世纪80年代杜撰的一个新词，当时基本上是一个假设概念）已经开始主导实体空间，并且开始在大型城市中心与实体空间融合。6网络空间的节点以指数级增加，节点之间的通信即时完成。一代人之前依靠人工或纸张的工作（阅读、购物、教育、交友、工业和科学研究、政治运动、财务、政府档案保管、监视和军事战略）都经过了计算领域的过滤筛选。人类活动变得越来越“数据化”，成为一个“可计量、可分析”系统的一部分。7
  这一趋势将不断深化，目前连接互联网的终端设备约为100亿台，2020年将达到500亿台。“物联网”或“万联网”已经浮出水面。创新者现在预测会出现一个计算无处不在的世界，小型数据处理设备将嵌入所有日常物品（智能门锁、牙刷、腕表、健身追踪器、烟雾感应器、监控摄像机、烤箱、玩具和机器人）中，或浮在空中以“智能尘埃”的形式勘测和塑造环境。8每个物体都接入互联网并程序化，与中央服务器或其他网络设备沟通。
  这种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扩展到人类组织的每个层面。智能手机用户（当前约10亿人）9现在享有的信息和分析能力已经超过一代人之前的许多情报机构。聚合和监控这些信息的公司拥有的影响力和监视能力，已经超过当前许多国家和几乎所有传统大国。各国政府不愿把这个新领域拱手让给对手，因此踊跃进入这个还没有多少规则和约束的领域。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具有诱惑力，这一新领域也将被视作一个战略优势领域。
  这些变化速度之快，已经把那些技术能力不足以理解其长远影响的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科技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些迄今无法解释、不可想象的领域。结果，许多革命性技术只能在有能力、有判断力的技术先进国家得到使用。
  任何一国政府，哪怕是极权主义政府，都无法阻挡信息的流动，也无法阻挡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趋势。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认为试图削弱信息革命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或许也是不道德的。自由民主世界之外的多数国家也不再试图拒绝变化，转而追求掌控变化。每个国家、公司和个人现在都是技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或是主体，或是客体。本书的侧重点是探讨科技变化对国际秩序前景的影响。
  在当代世界，核武器依然足以毁灭文明生活。尽管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核武器的意义和用途依然可根据战争与和平周期来分析。而新的互联网技术开辟了全新图景，网络空间挑战了所有历史经验。它无处不在，但本身不具威胁性，威胁取决于如何使用。网络空间带来的威胁尚不明朗，无法定义，更难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