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

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关注外围的均势，欧洲则把均势作为核心运行原则。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变化的步伐加快，现代军队的力量更具破坏性。在技术差距巨大的时代，甚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普通技术也能造成种族灭绝的后果。欧洲的技术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美洲原有的文明。新的能力带来了新的毁灭潜力，正如大规模征兵制强化了技术的复合效应。
  核武器的诞生把这一进程推到恐怖的顶点。“二战”中，各大国的科学家潜心研究，掌握了原子的秘密，并能让它释放出能量。美国的努力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工程。这项工程动用了美国、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和散居各地的欧洲犹太移民。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领导这一秘密武器研发项目的理论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被自己的成功震撼。他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在以前，人们对战争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盘算：胜利的收益大于成本。弱者努力增加强者的成本，以打破这个等式，于是组建同盟扩大实力，让对手对己方的力量联盟放弃幻想，打消开战动机（在主权国家社会里，消除人们对终极意图的疑虑是可能的）。一般认为，军事冲突带来的损失小于战败的损失。与之相反，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核时代带来一个难题，即如何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考虑现代武器的毁灭性与战争目标的关系。不管建设何种国际秩序，乃至为了人类生存，当务之急都是缓和大国冲突，如果无法消除大国冲突的话。人们努力寻求理论上的限制，不让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最大限度地使用军事能力。
  战略稳定的定义是一种均势，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对方的报复措施总能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坏。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一系列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有限使用论”，试图把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在战场或军事目标上。但这些理论探索均告失败，因为不管设置了什么限制，一旦越过核战争的门槛，现代技术就会突破有形的限制措施，对手总有能力让战争升级。最终，美苏双方的战略家在“确保相互摧毁”概念上至少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个概念成为核时代的和平机制。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能挺过首轮打击的核武库，所以目标是消除各种骇人的威胁，让双方放弃这种尝试。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两个超级大国的主流战略学说都是基于对假想敌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的能力。当然，敌人认为什么无法接受不得而知，双方也不可能就此进行沟通。
  对威慑力的计算都是基于各种假设。它需要在各种假想情况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等式，即假定伤亡水平超过四年世界大战总和，以及几天或几小时内伤亡多少人。因为从来没人真正使用过造成这类威胁的武器，所以威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人心理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声称在核战争中中国不惜牺牲数亿人口，这被西方广泛认为是情绪失控或意识错乱的表现。2其实，这很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抵御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一个国家需要展现出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牺牲意愿。对于这句话，西方和华约国家都感到震撼，但它们恰恰忘记了超级大国本身的威慑理念正是建立在世界末日的风险之上。说得更委婉一些，确保相互摧毁论背后的逻辑是，领导人为了和平而故意把平民置于灭绝的威胁之下。
  各国做出了不懈努力，避免陷入拥有庞大核武库却不能使用甚至不能威胁使用的困境。人们曾经推演出种种复杂的战争场景。但据我所知（一度我也能直接知悉），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具体危机中，双方都没有达到真正使用核武器的地步。3除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某个作战师起初获得授权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自卫，在相互对抗或针对第三方非核国家时，双方都没有接近使用核武器的临界点。
  在这一背景下，占用超级大国大量国防预算的最令人恐惧的武器，在领导人面对危机时失去了意义，于是“双方一起自杀”成了国际秩序机制。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互相挑衅也只能通过代理人战争。核时代到达巅峰时，常规力量反而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个时代的军事斗争发生在遥远的边缘地带：朝鲜的仁川、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安哥拉的罗安达，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对发展中国家盟友提供有效支持。简言之，大国的战略武器库与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不相匹配，事态的实际发展击碎了核武器无所不能的错觉。
  在这个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总统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简称SALT）开始正式谈判。1972年双方签署协议，设立了进攻性武器增长的上限，并将每个超级大国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限制为1个（实际上变成了训练场，因为根据1969年尼克松最初的提议，美国要部署完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需要12个发射场）。美国的考虑是，既然国会拒绝批准两个以上导弹防御发射场，就必须在确保相互摧毁的基础上建立威慑。按这种战略导弹要求，双方的进攻性核武器已经足够（实际上远甚于此）造成无法接受的伤亡水平。没有导弹防御，消除了不确定性，确保了相互威慑。当然一旦威慑失败，结果也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毁灭。
  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颠倒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方式。他提议销毁双方的所有进攻性武器，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建立防御系统。他试图通过禁止进攻系统，把防御系统作为对抗违规的手段，从而抛弃确保相互摧毁理念。但是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认为美国导弹防御项目进展顺利，而苏联因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无法跟进，于是坚持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实际上，苏联三年后放弃了战略武器竞赛，结束了冷战。
  从那时起，根据与苏联（俄罗斯）的协议，先是乔治·W·布什总统，然后是奥巴马总统，削减了进攻性战略核弹头数量，减至每方约1 500枚，约为确保相互摧毁战略高峰时期弹头数量的10%。（削减后的数量也远远足以实施确保相互摧毁战略。）
  核均势对国际秩序产生了矛盾的影响。历史上的均势帮助西方控制了当时的殖民地世界。相比之下，（西方自己创造的）核秩序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但由于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只在严重危机时才能使用的核武器，核武器的用途反而无意之间打了折扣。地区性大国可以通过拖长战争时间的战略，消磨“发达”国家公众支持战争的意愿，来弥补整体军事差距，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经历，美国在朝鲜半岛、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苏联在阿富汗的经历。（除了朝鲜战争，其他几场战争的最终结局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常规力量冲突后，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单方撤军。）传统的战争学说是线性的，针对的是敌方领土，而现在出现了非对称战争。游击战不需保卫任何领土，但能集中制造伤亡，销蚀公众继续支持战争的政治意愿。在这种意义上，技术上的优势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无能。
  核扩散的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现有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威胁基本消失。但是技术的传播，尤其是和平使用核技术的推广，大大增加了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分歧日益扩大，地区冲突旷日持久，都增强了获取核武器的动机，包括“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冷战时核大国相互之间没有安全感，于是产生了相互克制。但对那些核领域的新进入者来说，这一点不可能同样适用，更别说对非国家行为体了。核武器扩散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中一个全面的战略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美国、苏联和英国谈判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于1968年开放供其他国家签署。（美国、苏联和英国于1968年签署，法国和中国于1992年签署。）该条约旨在防止核武器进一步蔓延。非核国家只要接受保障措施，确保核项目纯粹用于非军事用途，有核国家就可以在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给予援助。撰写本书之时，这份核不扩散协议共有189个缔约国。
  不过，这个全球防扩散机制难以成为真正的国际准则。有人攻击它是一种“核种族隔离”，许多国家认为它偏向富裕国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限制条款诱劝其他国家必须遵约，但常常沦为一种愿望，而不具有约束力。非法制造核武器的迹象难以发现，也难以抵制，因为它的最初步骤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授权的和平利用核能完全相同。该条约禁止但未能防止缔约国（例如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从事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障措施的秘密核项目，也未能阻止朝鲜2003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不受任何国际监控的情况下试验和扩散核技术。
  当一国违反或拒绝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款，打擦边球，或者干脆拒绝承认防扩散这一国际准则的合法性时，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机制来强制其履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