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日记

   
  十七日   
  在罗马游荡。下午开车去罗马西南远方一个古罗马时代的Ostia Anticha遗址。   
  这个地方非常像北京的圆明园，处在麦田的包围中。这里原来是靠海的港口城市，地上有很多黑白石子镶嵌的画，应该是当时各个航海公司的招牌或广告。   
  安德雷一直在感叹古时候的人会生活。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朴素壮观的屋舍、露天剧院、公共浴场，我同意安德雷说的。   
  走到麦田里，用手搓开麦粒，浆已经灌饱，再有几天，就可以“开镰”了。   
  远处传来雷声。   
  麦田里杂有鲜红的罂粟花，看久了，闭上眼睛，有许多绿色的斑点在眼前。   
  米塔和安德雷在路边采了许多芝麻菜，用这种野菜做沙拉，吃起来苦，之后变辣，有些麻，容易上瘾。   
  Einaudi出版社发电传来，请任选“困惑”或“暧昧”为题写一本四十页的书。我选“暧昧”。生活是种过程，感受每一分每一秒，实实在在，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代学者都在解释孔子的这句话，以为大有深意。我看没有，非常朴素，一种直观的感叹。   
  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确实，想两次足够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最高境界即随便怎么做，其实都在规律里面。孔子以后的儒们讨厌在“不逾矩”，又不能从心所欲，于是偷着逾矩，是为伪。晚上十一点的火车回威尼斯。   
  十八日   
  早上六点半到威尼斯的陆地部分Mestre，之后坐通勤火车到威尼斯。   
  去铺子里问有没有猪肉卖，“没有。”   
  十九日   
  与制片人Roberto Cicutto先生联系好， 明天到北部山上去看奥米 (ErmannoOlmi)先生。   
  奥米正在山上拍一部新电影。年初的时候奥米邀请我和米塔去过一次，那时他还在选景，山上的雪很厚，奥米滑了一跤，六十岁的人，哈哈大笑。   
  我只看过奥米的第一部电影《I fidanzat》和他一九七八年获得坎城影展奖的《木鞋树》(L"aldreo degli zoccoli) (一九七八年我还在乡下打赤脚，那里不做木鞋，其实在乡下砍了十年树，真应该做些木鞋，也算对得起那些树) 。我非常喜欢《木鞋树》，而奥米在他的第一部电影中就是成熟的了。《木鞋树》的摄影非常朴素，是凝视。中国电影里只有台湾侯孝贤的电影是这样的，内地的电影摄影总有一种摄影腔。我特别记得问奥米《木鞋树》的摄影是谁，奥米的脸一下红了，说，是我。   
  二十日   
  Cicutto先生早上从法国到威尼斯来。 我和马克去机场与他会合，之后开车上山去。   
  与Cicutto先生讲起我在威尼斯住的地方，Cicutto先生说他小时候就住在那里，经常在S.Stefano广场踢球。 威尼斯的广场和小巷经常有孩子踢球，所以我认为威尼斯窗上的铁栏杆不是防贼的，是防球的。   
  下午到山里。森林的小路上远远过来一辆拉木头的拖拉机，有两个老头儿跟在后面，这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镜头。   
  奥米在树林里。   
  奥米说，电影还没有开拍，但是今天因有些病树要砍，于是趁机拍其中的一个镜头。在这个镜头的结尾，需要开始下雪，于是用纸做一点假雪，等冬天再拍大雪纷飞，接在一起。   
  奥米说，刚才过去的那个拖拉机，是一九一八年的，电影里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树林里飞着无数的小虫子，奥米一边说，一边挥手赶开它们。助手们在用纸做雪花，效果不理想，我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自告奋勇。让纸屑飘落的办法是先要抻松整张纸，然后再轻轻拉成小片，这样的纸屑可以透过一些空气，会像真的雪那样飘，而不是垂直落下。   
  我撕好纸，助手拿去镜头前抖落下来，成功了，奥米非常高兴，我亦高兴。   
  晚上吃饭前，旅馆所在的奥龙佐(Auronzo)市的市长Pietro De Florian先生跑来，要给我配眼镜。原来年初我来的时候，奥米听说我在找有弹性的软眼镜腿，于是记住了，这次来，奥米请市长帮忙，市长先生有一个眼镜店。市长没有薪水，中国人大概是不要做这“官”的。   
  奥龙佐市大概相当于中国一个镇的大小，依山傍水，随意而精致。   
  我的鼻子是蒙古人种的鼻子，鼻梁低，要想让眼镜固定在鼻子上，只得靠有弹性的软眼镜腿扯住耳朵，但是这种眼镜腿已经很难配到了，二次大战以前流行这种眼镜腿。欧洲人的鼻子高，因此眼镜可以很容易就架在鼻梁上，甚至有一种夹在鼻子的上眼镜，完全用不着眼镜腿。我认为欧洲人的鼻子是为了戴眼镜而事先长好的。   
  奥米和这个地区的人很熟。   
  二十一日   
  早上和马克在小镇上游逛。此地风景好得像假的。   
  一个荒废的小楼的墙上有二次大战时墨索里尼的语录：意大利有悠久的文化，因此意大利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力。半个世纪前的墨迹，斑驳得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语录。   
  与Cicutto先生谈《树王》的电影合同。奥米和Cicutto先生希望将《树王》拍成电影，我则认为不适合拍成电影，如果要拍，也需改动很大，几乎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你怎么砍那么多树，然后再烧掉呢？奥米说当然不能，但是有办法。   
  今天有宗教活动，神父领着长长的一队人在街上游行，教堂的钟声响彻山谷。   
  再见到奥米的时候，我提到《木鞋树》里的教堂钟声。奥米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说以前教堂的钟声就是现在的电视，钟声是一种语言，农民可以在钟声里听出天气预报，村里谁死了，谁结婚了，火警也靠钟声来传达。这种语言现在失传了。   
  我突然记起布纽尔在他的自传《My Last Breath》里也提到过西班牙乡下教堂的钟声，同样是奥米说的作用。两个导演，都提到钟声。   
  奥米带我们去因为高寒缺水不长树木的山顶，那里可以看到奥地利。山顶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挖的山洞，海明威曾在这里的军队中，他是在这里中的炮弹吧？   
  Cicutto先生去罗马，我们则随他回到威尼斯机场。   
  晚上刘索拉从伦敦来电话，她九月去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   
  二十二日   
  威尼斯除了大运河，还有一百七十七条窄河道和两千三百条更窄的水巷，跨越这些水面的是四百二十八座大大小小的桥。   
  威尼斯不是数字，是个实实在在的豪华迷宫。   
  二十三日   
  晚上张准立从巴黎来电话，说他在改绘画的路子。准立卖画用“毛栗子”，是他的绰号，小时候一颗头长得像毛栗子。六十年代末他画毛泽东像很有名，在他老人家脸上用些冷色，拿过一幅给我看。当年画毛泽东像只能用暖色。一九七九年我介绍他参加“星星美展”，后来他放弃画了多年而熟练的大笔触“苏联风景”，改“照像写实”，画门，画墙，画水泥地，画到现在，一直卖得很好，生活“中康”，衣食住行都有个样子了。我喜欢的照像写实的中国画家是在纽约的夏阳，纯粹，饱满。去年在他家里看他改变画风的新作，令人震惊，纯粹，饱满，响亮。   
  夏阳的打油诗是一流的，比如这首：   
  窗外雨打无芭蕉   
  小鸟欲唱缺枝梢   
  饭罢闲坐全无事   
  忽放一屁惊睡猫   
  他家墙上有许多打油诗。夏阳住苏荷，因为租金是多年前，所以虽然苏荷现在变为时髦的贵地段，却还住得起。苏荷可以说没有树，所以“小鸟欲唱缺枝梢”。   
  二十四日   
  与Luigi和乔万娜坐下午六点半的火车去维琴察(Vicenza)，他们各自的父母住在那里。之后，明天开车去克雷莫纳。   
  乔万娜看一本关于文物修复技术的书，她正在威尼斯大学修这个专业。我认为文物修复专业在意大利是铁饭碗，意大利没有一天不在维护他们的文化遗产。一条街从东头维护到西头，维护到了西头，东头又该维护了。   
  车过了帕多瓦(Padova)，很快就到了维琴察。这是一个有旧日城墙的安静小城。在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起风了，带来远处雨的味道。   
  Luigi的母亲在家， 高兴中有惊奇，说爸爸去车站接你去啦。原来我们今天坐的不是往常Luigi回家坐的那班火车。   
  父亲回来了，他有一个很大的鼻子。晚饭是简单的西红柿面，灯罩下坐了一家三口人加上我， 乔万娜在她母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