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伏脉暗线，是中国小说艺术中的一个独特的创造，但只有到了雪芹笔下，这个中华独擅的手法才发展发挥到一个超迈往古的神奇的境地。 
  如今试检芹书原著，将各回之间分明存在而人不知解的例证，简列若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雪芹写书是怎样运用这个神奇的手法的—— 
  当然，开卷不太久的《好了歌解注》，第五回的《红楼梦曲》与金陵十二钗簿册，……都是真正的最紧要的伏笔，但若从这些叙起，就太觉“无奇”“落套”了，不如暂且撇开，另看一种奇致。 
  我想从盖了大观园讲起。 
  全部芹书的一个最大的伏脉就是沁芳溪。 
  “沁芳”，是宝玉批驳了“泄玉”粗俗过露之后自拟的新名，沁芳是全园的命脉，一切建筑的贯联，溪、亭、桥、闸，皆用此名，此名字面“香艳”得很，究为何义呢？就是雪芹用“情节”点醒的：宝玉不忍践踏落花，将残红万点兜起，送在溪水中，看那花片溶溶漾漾，随流而逝！ 
  这是众人搬进园子后的第一个“情节”，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象征全书所写女子的总命运！所谓“落花成阵”，所谓“花落水流红”，所谓“流水落花春去也”，……都在反复地点醒这个巨大的伏脉——也即是全书的巨大的主题：“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第二十三回初次葬花，第二十七回再番葬花，读《西厢》，说奇誓，“掉到池子里”去“驼碑”，伏下了一笔黛玉日后自沉而死，是“沁芳”的“具体”表象，黛玉其实只是群芳诸艳的—个代表——脂砚批语点明：大观园饯花会是“诸艳归源之引”，亦即此义。 
  这还不足为奇，最奇的是：宝玉刚刚送残花于芳溪收拾完毕之后，即被唤去，所因何也？说是东院大老爷(贾赦)不适，要大家过那边问安。这也罢了，更奇的是：宝玉回屋换衣，来替老太太传命吩咐他的是谁？却是鸳鸯！ 
  就在这同一“机括”上，雪芹的笔让贾赦与鸳鸯如此意外地“联”在了一条“线”上！ 
  读者熟知，日后贾赦要讨鸳鸯作妾，鸳鸯以出家以死抗争不从，但读者未必知道，原书后文写贾府事败获罪，是由贾赦害死两条人命而引发的，其中一条，即是鸳鸯被害。贾赦早曾声扬：她逃不出我的手心去！借口是鸳鸯与贾琏“有染”，为他借运老太太财物是证据……。(此义请参看拙著《与中华文化》卷尾)。 
  两宴大观园吃蟹时，单单写凤姐戏谑鸳鸯，说：“二爷(琏也)看上了你……”，也正此伏线上的一环，可谓妙极神极之笔，却让还没看到后文的人只以为不过“取笑儿”“热闹儿”罢了。 
  胡适很早就批评雪芹的书“没有一个PLOT(整体布局)，不是一部好小说”云云。后来国外也有学者议论雪芹笔法凌乱无章，常常东一笔西一笔，莫知所归……。这所指何在？我姑且揣其语意，为之寻“例证”吧：如刚写了首次葬花，二次饯花之前，中间却夹上了大段写赵姨与贾环文字。确实，这让那些评家如丈二金身，摸不着头脑！殊不知，这已埋伏下日后赵、环勾结坏人，陷害宝玉(和凤姐)的大事故了。二次葬花后，又忽写贾芸、小红，也让评家纳闷：这都是什么？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他们也难懂，雪芹的笔，是在“热闹”“盛景”中紧张而痛苦地给后文铺设一条系统而“有机”的伏脉，宝玉与凤姐家败落难；到神狱庙去探救他们的，正是芸、红夫妇！ 
  这是杂乱“无章”吗？太“有章”了，只不过雪芹这种章法与结构，向所未有，世人难明，翻以为“乱”而已。 
  雪芹是在“谈笑风生”——却眼里流着泪蘸笔为墨。 
  所以，愈是特大天才的创造，愈是难为—般世俗人所理解。雪芹原著的悲剧性(并且为人篡乱歪曲)，也正在于此。 
  ——击腹则首尾俱应。”雪芹的神奇，真做了这种境界，他的貌似“闲文”“戏笔”的每一处点染，都是一条(总)暗线(包括多条分枝线)上的血肉相联、呼吸相通的深层妙谛。 
  癸酉六月上浣写讫          
红楼脉络见分明    
  世上万事皆有其外因的来龙去脉，又皆有其内身的经络脉息。《红楼梦》非但不是“例外”，即在“例内”也属于一个范例的规格品位。 
  《红楼梦》的“去脉”比较易晓易讲，比如数不清的“续书”，大家咸悉了。还有“变形续书”“脱化仿造”、“对台唱戏”，都有，但未必人人尽明。一条线是认清主角原是贾宝玉的，于是便有《歧路灯》、《儿女英雄传》，都写一个公子哥儿最后得成“正果”，暗与雪芹对垒，是一类。从《镜花缘》到《海上花列传》，则是认定写一群女流为主题的，有意效颦，并不象前一类包含着要唱“对台戏”的用心和野心。 
  例如文康，大不以雪芹为然，处处针锋相对——安老爷对贾政，安公子“龙媒”对宝玉，何玉凤、张金凤这“金玉”二凤，专对钗黛，大丫嬛长姐儿则专对袭人。连薛姨妈都有个“舅太太”来针对。其余可推而悟矣。一句话，自从《红楼》出来，有志于写小说的几乎没有不在此书的影响范围之内的。雪芹的了不起，于此也就不难体认一二了。 
  但若说到“来龙”，可就不那么容易讲解了，因为那“线路”复杂得多。粗略而言之，似乎可以分为几层来窥测历史根由—— 
  中国的小说，与西方的本非一回事，它是“史”的一支，故名“野史”“稗史”“外史”“异史”“外传”……。宋代“说书”，虽分几支派，而“讲史”是主流首席。这讲史，以“三分”尤盛，即后来“三国演义”的故事，远自唐代民间就讲它，脍炙人口。何也？或以为是人心向刘反曹，其实这是后来的“倾向性”，变本加厉的结果。“三国”故事的灵魂——引人入胜的焦点是什么？是文武人才，琳琅满目，三方是各有千秋，难分高下。正如东坡的咏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人，人才，才是魅力的核心，事情的实质。 
  继“三国”之后的第二部堪与“平起平坐”的才子书是什么呢？是《水浒》。这是北宋末年的史迹故事——有点儿象“瓦岗寨”时代的群雄四起，但不尽同，也是先由民间讲述积累，最后由一位文学家将它“定型”。《宣和遗事》只记有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但到了《水浒传》，三十六已仅仅是“天罡”之数，还另有“七十二”条好汉，属于“地煞”。36＋72＝？有趣！是等于108。这就是后世人人口中能道的“一百单八将”，“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 
  为什么非是108不可？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从西方文化的意识中是寻它不到的。这是中华文化的“数学哲理”的古老课题，本文字数有限，暂且“按下慢表”。 
  《水浒》的伟大何在？就在于一点：“三国”讲的，虽然人才济济，群英大聚会，成为一时之盛，可是没超越帝王将相这个范围。《水浒》作者的伟大，正在于他的“眼高于顶，胆大于天”，竟然立下大志，要写一群为人卑视或仇视的“强盗”！ 
  强盗者，本来就有坏人，有人误以为强盗都是“革命家”，万事岂可一概而论，但梁山好汉却都是良民被逼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写他们，不也就是与“三国”对台唱戏了吗？ 
  但是，这个“对唱”的本质却又是一致的——咏叹的对象，依然是人，是人才。看事情只有一条“直线单线式逻辑”来对待人间万象，当然会认为凡是“翻案”“针对”，就不再包含“继承”的实质一面了。 
  但写梁山人才毕竟又自有特点——我用的语言表述法是：《水浒》关怀的是人才的遭遇与不幸，人才的埋没与毁弃，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性问题。 
  雪芹深探地为施耐庵的“文心”感动了——钦佩万分，可是他不是盲目崇拜偶像的人，他对施公也“有意见”：为什么几乎没写出一个令人赞叹倾倒的女流来，反而两出“杀嫂”都写了姓潘的两个不正派的坏女人？ 
  雪芹是大不以此为然的。这是因为，他经历了谙悉了许多女才人、女豪杰、女英雄，而她们的命运却比梁山好汉还不幸，还悲惨，还可怜可叹，可痛可哭！他觉得施公太偏心，也太无情了。 
  于此，忽然一个巨大的思想火花在雪芹头脑中爆出万丈的光茫——他一下子决定了他的终生事业：誓为一群亲见亲闻的女儿写出一部传神写照的新书，专与《水浒》相“对”！ 
  这个“对”，包括了一切，连名目也可以成为对仗： 
  绿林好汉——红粉佳人 
  江湖豪杰——脂粉英雄 
  对仗，是汉字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因素，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意识来“评论”它是困难的。(西方只有“排句”，与中华的对仗也并不是一回事)。对仗，当然不只是“字面”的事。它总是“字里”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对仗，又是文学手法与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仗，包含了对照、对比、对称、对应。雪芹的书，运用这些，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雪芹的书，是“翻”《水浒》，然而又是继承《水浒》：他采取108这个最主要的结构中心。他“对”准了施公，有意识地写了108位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