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众女儿呢？千红莫哭，万艳休悲，黛玉“彻悟”了，“断”了“痴情”，临断气还骂宝玉负义缺德！鸳鸯成了贾门的贞烈忠孝“殉主”榜样。骂袭人是个愿“嫁二夫”的坏女人，没有品节(实际在雪芹原书她是为了保护宝玉、被迫去做奴做“贱”，自我牺牲的不幸者)…… 
  高鹗向200年来读者灌输的究竟是什么思想？目下有些专家教授还不太明白，而且说高鹗才是真正“伟大”的。 
  你看，咱们文化界的事奇乎不奇乎？ 
  三、文笔的高下美丑，这问题在我看来更麻烦，因为这不是靠考证、说理、辨析……等手段可以“摆”清的。我们中华文事，历来最重的就是这个“手笔”高下的大分际。这得靠深厚的文化教养、文学修养而培育成自己的审辨能力——其实也还有个天资敏钝的因素在起着重要作用。我的“红友”中，不止一位明白表示：他从学术上肯定主张表示，后40回是假无疑，不能赞颂，但他们承认，对后40回的文笔之不行，是“不敏感”的！ 
  我听了，暗叹“这可罢了！”有办法让他“敏感”起来吗？我可真难住了。事实上，更多的人是向我说：一打开第81回，立时就觉得“那味儿全不对了！”更甚者是说：“我简直受不了。读这种文字是折磨人！” 
  所以，在这第三方面(或层次)，这个“仁智”之分，要想“民主表决”，那得“多数票”的是谁，曹耶高耶？正是个“不可知”(或许该说“可知”吧)之数了。 
  你提出也许后40回内，可能偶存原著的一鳞半爪，片言只字，可资研寻。这倒是值得讨论的一个好课题。但拙意终以为，纵使有之，也不会是“原封不动”地“纳入”，而是要经过一番“反炮制”。比如，“抄家”一节，伪续也“包容” 了，可是这“抄”已与原书之“抄”大大相反，不但备受“关照”维持，而且根本未伤毫毛，赐还了一切，还又“沐”了更大的“皇恩”！ 
  所以我说，若欲寻其“偶存”，也必须从反面着眼着手，不然也会上他的大当。 
  你为少年经营一部“浓缩”“快餐”本，太好了。年纪小，文化浅，人生阅历太少，看雪芹的书是很难“得味”的，但一步一步适当地引导、指路，还是一种功德。你把“曹雪芹、高鹗著”这个大怪署名式坚决打得它不再现形，不禁称快，浮一大白！多年来，就那么“题”呢，活象“乾隆老佛爷”找雪芹、高鹗， 组了一个“写作班子”，他两位大作家“亲密合作”，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奇迹”。 
  感谢你的“正名”的措施，这也是一种正义的行动。 
  我现时也正写一部小书，暂名为《红楼梦的真故事》，专门讲述80回后原著的重要人物情节。这也是一种探佚学的形式，不是“仿作”“续书”的小说，但写着写着，不由己地夹入了一点滴“文学性”，也很有趣。 
  拙文《探佚与打假》中有一处提到最早我是与胡适争版本才引起决意治红学的，他虽得了《甲戌本》，但还是心喜《程乙本》，就争起来了。文内那处缺了一个“与”字，以致文义不明了。 
  再谈，祝你笔健文荣！ 
  周汝昌 甲戌大雪节日          
历史的“逆证”——鄂昌、胡中藻文字狱与《红楼梦》传说的关系    
  中华文化既是气象万千，又是奇姿妙趣。例如，我们有时可以用“逆证”法而探知历史上久经迷失、极难考究的重要课题的真相大致若何。因此，对于雪芹撰著小说的若干历史情状，也可以运用此法来窥测一二。 
  什么叫做“逆证”法？我指的是：一个晚出的、明知其不确的、但流传甚久的说法，却可以“掉转来”证明早先的真正的历史实际。此法既“逆”又“反”，所起来未必受人尊重，却实在是一条不容轻忽的道理。 
  我举的例子是一桩“早著盛名”的文字狱与雪芹其人其书的一种微妙的关系，能给人以很新的思索线路与很多的文化营卫。 
  这桩文字狱发生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可是我们却须溯源于雍正阴谋夺位这件丑闻上去。用兵力帮助雍正“成功”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但雍正把他们都铲除了，单单感谢一人：张廷玉。张廷玉最了不起的“功劳”是亲手修纂康熙《圣祖实录》时将雍正如何阴谋夺位的一切破 痕迹都消灭了，把史实作了最大的歪曲篡改。(这种歪曲篡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四库全书》和《红楼梦》的“对策”上去)雍正因此格外青眼，要把张廷玉日后“配享太庙”——唯一的汉人进入满人祖庙的特大荣宠。 
  雍正安排妥善，特以“四子”弘历嗣位，而以张廷玉与鄂尔泰为“扶保幼主”的两个主要辅政大臣。 
  鄂尔泰，满洲人，姓西林觉罗氏。原系内务府籍(奴籍)，后因位居极品，官书正史讳言内务府出身：又因身后遭谴，贬旗降入镶蓝旗(八旗之最末旗)[注一]。鄂尔泰为人正直，在内务府时不肯去迎合雍正(那时还是皇子)，反而受到雍正的佩服与信任。他在雍正手下也并无丧品败德的恶迹，倒是很受人尊敬。 
  两位辅政大臣，人品性格太不一样了，渐渐由“合不来”而发展为分朋树党。二人各有一班人“忠”于本党本派，日演日烈，水火冰炭，其情状朝野皆知，乾 隆也很“了解”。 
  张氏手下有张照、汪由敦等多人(张汪皆乾隆“书法”的代笔人)，张党人多智广，鄂派常为所抑。鄂公则有徐本、胡中藻等人为之壁垒。(徐本与平郡王福彭等，同为乾隆初期主政大臣)鄂公虽后来也成了“军事家”大将军，实则从早就是一位爱文惜才、激扬文化的江苏布政使，所以颇能吟咏，他的受知于康熙即由于作诗称旨，因此，也就有了这种家风，子侄辈、幕客中，多有诗文之士。他又历任主考，门下多士，亦自可知——这里面就出了一个胡中藻。 
  鄂尔泰卒于乾隆十年(1746)四月，张廷玉卒于乾隆二十年三月。张氏临末惹恼了乾隆帝，遭到了很大的责辱，差—点儿被治罪。鄂派当然称快。张党之人，衔恨移怨，遂向鄂党报复。便有人出了高招，将他们最恨也最怕的鄂公门生胡中藻选为目标，摘其所为诗句，罗织中伤，达于乾隆，乾隆竟为所惑。胡中藻其时官任内阁学士。鄂尔泰之大兄鄂善，有子名曰鄂昌，官至甘肃巡抚。中藻、鄂昌二人以世谊唱和往来的诗章，竟被人摘出“悖逆”之词，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发作了[注二]，——中藻坐斩，鄂昌“赐自尽”，抄没了家产。乾隆极为震怒，连已死的鄂尔泰也怪上了，将他从贤良祠中撤位！ 
  获重罪之家，是没人敢与之来往的，连至近亲戚也不敢多走动，处境至难至 惨，城中是住不下去的了，遂避居西郊。靠鄂昌之子鄂实峰做幕为生。鄂实峰晚年方娶了香山的富察氏之女为妻，于是安家于香山脚下健锐营一带。实峰生子名少峰，二女西林春与露仙姊妹。他们家势虽然败落了，诗文的家风却皎然不坠，都有很高的造诣。 
  西林春是鄂昌的孙女，也是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福晋(王妃)西林氏的内侄孙子。到道光三、四年间(1823)。西林春为了谋生，寻到老亲荣王府，留下做了贝勒奕绘的姊妹们的诗文“教师”(实为家庭指点批改的女伴当)。 
  奕绘(永琪之孙，荣郡王绵亿之子)是个少年奇才，从很小就能诗善赋，也是 个多情而不凡的贵公子，不久即与西林春有了感情。不用说，文藻才思，是两位诗人词客相互倾慕的引线。 
  奕绘要想娶西林春为侧福晋，但这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宗室纳妾，只许在本府所属包衣(奴仆侍从)家女子中挑选，而西林氏是满洲大姓，更何况她是罪家之裔。因此遭到了制度规矩与亲友舆论的一致否定。奕绘无奈，出奇计求助于府内二等护卫顾文星，也碰了壁(满俗老辈家下人是可以训导少主的)。最后，适值顾文星病故，其子顾椿龄接受了“请求”——将西林春假托为护卫顾文星之女，申报宗人府，这才得到批准。二人终于成为眷属。这是满洲文化史上的一段非常 奇特的佳话故事。后来奕绘自号太素，西林春乃号太清——这就是西林春又称顾太清的缘由，过去很多人都对此二名的关系无法索解，以至疑心她原是汉族，等等。 
  我们知道了这些往事，又对雪芹之人之书有什么交涉呢？这事情的年代比雪芹晚得多呀！(至少相差了六七十年) 
  说来有趣：正是这个晚出之人与事却“逆”转上去，与早些年的人与事发生了一种十分奇妙的“关系”！ 
  原来，就在北京西郊的外三营(即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满族人当中，曾流传着一段“红学轶闻”，大家说：《红楼梦》一书，原是写奕绘与西 林春二人感情的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说。 
  这，现在有“科学常识”的人听起来一定大为嗤笑，认为竟连历史年代先后也弄不清，胡乱牵扯附会，可 交奶 之至，一文不值。 
  我撰此拙文，斗胆冒陈：且慢，不必立加嗤笑斥责，而应当思索一下其间的缘故，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奇谈？ 
  非常明显的缘故，我看就有三四点可以列举—— 
  (一) 然 祖孙三代，递封荣亲王、荣郡王、荣贝勒，其府俗称荣府，便使人感到与书中所称“荣府”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