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因缘”亦佛家语。“般若”、“昆卢”一联，已深明雪芹是大智慧人，而仍不能不托言以抒其悲欢衰乐之情，以世间色相之表以写其本真之“里”。体悟甚深，而其时奕绘不过一弱冠青年，后世人所万万不能想象与置信者端在于其天姿学识之相去悬远耳。          
咏红绝句系吟俦    
  平生所作题咏雪芹与《红楼》的诗词韵语，数量之多，难以确计；可惜赋性疏慵，总不曾辑录抄整，以致散落无从复寻者也不知凡几。友辈知我此情，多来进言，“期期以为不可”，劝我赶紧搜集一下，存其残余，也比全归鼠蠹为好。我听了自然有动于衷，更重要的是这些诗词的内容实在也记录着数十年来红学发展史的一些“足迹”；而吟朋红友之间的倡和之深情，亦多在其行间字里。完全丢弃了，也觉太无责任之心，有亏交期之道。 
  但我事情太多，顾此失彼，破箧敝笥，残笺乱楮，到处都是，漫无条理；真是茫然“无所措手足”。 
  日前，忽有海外音书，也传诗札。于是这给了我“启示”——我何不就从这种诗札作起来？岂不也很有趣？对，就是这个主意。只因此处篇幅有限，先举一二，以当豹炳之一斑，鼎脔之一味。 
  新加坡名诗人潘受先生，字虚之，有《海外庐诗》，享誉吟坛。今春忽有墨书条幅见寄，损缄拜诵，上题一绝句云：“世间原是荒唐梦，岂有红楼梦醒时？却笑梦中还说梦，两周更比阮曹痴！”并有小记二行云：“次韵奉酬汝昌先生诗老惠和旧所书赠策纵教授有关红楼梦研究之作，敬乞郢诲。壬申开春虚之弟潘受于新加坡。”朱印二方：“潘受长寿”“虚之八十后作”。 
  我得此诗，这才恍然忆起一段旧事：1986年秋日，重游北美威斯康辛大学，见周策纵先生办公室壁上悬一诗幅，甚有气魄，中有句云：“一书天下咸知重”，谓策纵兄首创国际红学研讨会之事也。中秋良夜，策纵兄邀我至其“弃园”同饮赏月，又以《海外庐诗》见惠，扉页即叙录此诗原委。我看后欣慨相兼，即和其韵云：“海外红楼海外诗，白头吟望幸同时。一书天下咸知重，谁识情源溯阮痴。” 
  策纵兄将拙句寄奉潘老，我并不知。如今忽得和章，方如“梦”醒——信乎，不过五六年前的事情，也竟真有“如梦”之感了。 
  我那末句，是指策纵兄为拙著《曹雪芹小传》作序时，论及晋贤阮籍对雪芹的影响。虽然我在《小传》中也涉及此义，但太简略；既作此诗，遂决意在新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特辟专章，以申微绪。而书出后此章尤得海外瞩目。这种过程，回忆起来，却饶有意味。 
  到了夏天，台湾的女红学家康来新教授抵京见访，携赠了一本《倚红小咏》。看时，是台湾王叔岷先生的手书影印本，通部是与《红楼》相关的诗句，以七绝体为主(大安出版社，1992年4月)。王先生自言，幼时初读《红楼》，至第27回《葬花吟》，即伤情而不能续阅后文；既长，致力于朴学考订，而凡有吟咏，总不离《红楼》这一中心主题，因辑为一册，题以“倚红”。可谓生面别开，自我 家数。——这当然使我联想到自己无数的咏红韵语多归散落的遗憾之事。 
  我读《倚红小咏》，见其感情丰富，笔致灵秀，而感慨时时流露于毫端纸背[注]。他的总风格是婉然敦厚的，并无逞才使气的粗豪之习。但当我读到第29页《红学》一题时，不禁拊掌大笑！其句云：“臭 新惑 见砭针，风骨何曾重士林？芹圃当年殊未料：漫天红学叫‘知音’！”这确实是一位耿介之士有感而发的心声，有些“忍隽不禁”了。 
  再看到第31页，忽见其《读破》一题，使我且感且愧——其小序云：“闲阅周汝昌先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新序中谓曹雪芹集文采风流之大成。……”， 诗也是一篇七绝：“文采风流独擅场，其人如玉亦痴狂。探新温故穷心力：读破红楼一汝昌。” 
  按所云新序，是指那部拙著在台北出版的同一年中，也出了大陆版，新序就是为大陆版加写的。而身在台湾的王先生，却特别提及此版的新序，思之亦觉有趣。 
  我读后，即用原韵遥和了两首，其句云：“万里相违想芥针，欣逢诗雨润红林。人间自有真知在，隔水犹能惠好音。”“粉墨从来好作场，素衣化了素心狂。红楼通得终南径，燕石镌成字‘寿昌’。” 
  从诗集得知，王叔岷先生是老北大的旧人，杯念北 ┥ 滩的“红楼”(原北京大学旧址)。他的诗句也流露出同为炎黄后代，希望两岸携手同行的心曲。他的佳句不少，唯小文难以多引。 
  至于周策纵先生，我与他因《红》而倡和的篇什就太多了，无法全录。今只记拙句一首，附于文末——这是为他七十五岁学术纪念集的题句，那韵脚又正是我在北美时题赠虚之、策纵两家的那一旧韵，或许也可算是一代红学史上的一段小小侧影吧？其句云：“鸿濛一辟镇悠悠，岂必红家总姓周？宜结奇盟动天地：直齐宇宙筑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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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其《艺展》云：“‘荒唐’旧梦付东流，谁解荒唐嚷未休！一自巧商营艺展，贩夫亦喜说红楼！”即一例也。 
  1992年          
齐如山记异本    
  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还有香港的，我都进去过。我回国前夕，所住那大学图书馆里正在用轻巧的“推车”往里运书，大批大批地，我看时，是台印《四库全书》，馆里特辟一处地方，立上了很多大书架，来接待这部大书。台湾的书商、出版社，在向美国大学做宣传工作上，不惜费心花钱，我在中文部主任办公室里所见的各式各样的书目，不计其数，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编讲考究，中英文总是都让它并行不缺，还有就是除了台币价目，同时一定有美元价目。我看了，心中暗暗吃惊。我想找一本大陆出版界的同类书目宣传广告品，却一种也没有发现。我心中着实有所感触。 
  台湾印的书，质量很高，价钱也可观。美国大学对购买图书，是有钱的。所以台湾书店每年单是赚这一笔钱，不是小数目。台湾印书，如大套的丛书，不惜成本，应有尽有，取用真是方便之极。例如我在国内要想翻阅一下《康熙御制文集》，那可费大事了！但在那里，举手可得。做点学问，可以免除多大的时间精力的浪费？这样的一笔文化账，不知可有人算过否？ 
  在那里，我有“特权”出入图书馆内库，自己检书。那都是“开架”的，伸手即取。极大的厅，无数的桌椅，可以做工作。最近看见报上说有一冒牌“教授”，在各图书馆大偷其书！真可够得上一条新闻。记得我们也有过一位“名学者”，就偷书卖书，后被发觉。可见“丑闻”也不分中外。 
  那书架上满是台湾、日本、香港等地的书，大陆的也有，但极少，立在“书队”里，不免“黯然失色”。来自大陆的我，心头另是一番滋味。 
  台湾的书，往往大套大套的多卷本。我头一次入库巡礼，就看见《齐如山全集》，十余巨册，煌煌然夺人眼目。我当时就深觉自己太孤陋寡闻了。心中暗语：怎么？竟然有这么多著作！一点儿也不知道呀！ 
  四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时，和齐如山先生通过一次信，讨论“吹腔”《贩马记·奇双会》。齐先生的一切，我并不深晓，只知他是国剧学会的创始人，佐助梅兰芳编撰剧本，是位博学之士。事隔数十年，方知他在海外享名甚高、著述极富了。 
  可是没有时间也没目力去看他的全集，心里一直抱有遗憾。近日，忽然收到了寄自北京大学的一本书，打开看时，竟是《齐如山回忆录》。卷端题有惠赠于我的上款，下款却是一颗楷字印，印文是“如山先生子女敬赠”八个字，——我一下子“回到”了北美的图书馆，重温了我上文所记的那些情景。 
  原来这是齐先生全集的第十册，北京宝文堂重排的单行本。看序言，方知齐先生到台以后，到八旬祝寿时已有二百万字的著述。这本回忆录，是他的自传，一下子也就有三十来万字。从他的家世、幼年生活一直叙到他写这部书。 
  齐先生是河北省高阳人氏。高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北方的戏剧鼓书诸般艺术，高阳都居重要地位。别的不及细说，单是那个老“昆弋班”，我二三十岁在天津还赶上了它的最后的一段“黄金时代”，那几位特立独出的绝艺奇才，如郝振基(老生、武生)、侯益隆(净)、侯永奎(武生)、韩世昌(旦)、白云生(小生)，简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说与今日的青年人，那是怎么也想象不出的！这地方出人才，使我起敬。我对河北省的人才，抱有特别的“大同乡”的感情。自然，也许有人嫌它“土”。但齐先生也名扬海外，不知可为高阳带来一点“洋”气否也。 
  巧得很，不久前南开中学老同窗黄裳老弟，特意来信，说是他在此书中发现一则红楼秘本的掌故，亟为录示于我。因此之故，我对这部书也就不同于一般的留意了。 
  齐先生记下的这段往事，文字不长，引来如下：“光绪十几年间，先君掌易州棠荫书院。有涞水县白麻村张君，送过一部红楼梦，其收场便是贾宝玉与史湘云成为夫妇，但都讨了饭。此书后来被人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