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张居正

当张居正把这本书恭敬地捧给朱翊钧时，朱翊钧翻看了几页，就快活地叫起来说：“张先生，这书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有意思的书！”
  张居正立即严肃地说道：“皇上不可只看出有意思，还要能看出有意义，才可。”
  朱翊钧立即收起笑脸，向张居正请教这本帝王教科书的精华。张居正几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为朱翊钧讲解，但高明的张居正并非单纯讲解这本书，而是就地取材、潜移默化地向朱翊钧脑子里灌输他的执政理念。
  一次，张居正讲到汉文帝（刘恒）在七国之乱时到细柳军营劳军，朱翊钧听得专心致志，张居正就说：“皇上应该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驰，不可不及早讲求。”朱翊钧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张居正趁势把自己的整饬武备、抵御外侮的政治主张，全盘提出。朱翊钧哪里懂，见张居正说得一本正经且又异常激动，断定这是正确的，于是欣然同意。
  当然，作为朱翊钧老师的张居正形象并不永远都是这样平和，有时候他会呈现给朱翊钧严厉甚至严酷的老师形象。一次，朱翊钧读《论语》时，不小心把“色勃如也”读作“色悖如也”，张居正厉声道：“勃！”朱翊钧被这声喊吓得浑身发抖。但张居正却未注意到朱翊钧的神情变化，那是一种既怕又恨，但又不敢形于色的压抑感。这种心理，将在十年后爆发，而且震天动地，把张居正的尸体卷入万劫不复的洪流中。
  所以说，李太后、冯保和朱翊钧这三只老虎中，朱翊钧是最难应付却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只老虎。有超人智慧的张居正也未能幸免，何况他人？
  实际上，就在张居正当国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完全可以给张居正提个醒，但不知为什么，他轻易地忽略了。
  这件事经过如下：慈庆宫后房毁坏，言官胡涍上疏请求放还一部分后宫宫人。胡涍说：“慈庆宫毁坏是天意，放还一部分宫人是赎罪。”他又抽风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唐高宗君不君，所以才有武则天夺权。”这话显然是说慈庆宫里的李太后要做武则天。
  朱翊钧咆哮起来，要胡涍把话说清楚。张居正替胡涍解释再三，可朱翊钧如茅坑里的石头，什么都听不进。张居正无可奈何，只能把胡涍削职为民。
  这件事透露了朱翊钧的性格，倔强、倨傲、冥顽不灵。但遗憾的是，张居正未在意。不在意别人的性格，这是做人之大忌。张居正生时不知道，死后才知，却已晚。
  不过，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朱翊钧这只老虎还未发作兽性，所以一切还是张居正时代。在他的时代，天地万物都为他而存在，整个明帝国都被他握于掌中，他踌躇满志，昂首独步，搞定了中枢和三只老虎后，按下了拯救帝国的按钮！
  并不圆满的巡边
  张居正的执政方略只有四个字：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一件事，富国是过程，强兵才是终极目标。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强大。而良好的经济基础来源于政府的有所作为，也就是快速精准的行政效率。说白了，张居正十年执政的精髓，就是提高行政效率。
  功夫片中常讲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败，这个“快”就是效率。
  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提高行政效率并非一蹴而就，它是长远的。1572年摆在张居正眼前迫在眉睫的事是边防问题。俺答汗封贡后，北部边防压力骤减。不久后，一群西部的蒙古首领也来求贡市，明帝国在北部自建国以来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宁。有些浅碟子已狂呼乱喊、额手相庆，但张居正却冷静地认识到，双方的安宁只是停战，并非和平。
  他对谭纶说：“对付鞑靼人，就要像对付狗一样：它摇尾乞怜，咱们就给它根骨头；它发狂犬病，咱们就给它一顿棒子。”也就是说，主动权要永远掌控在自己手中。
  谭纶说：“这是帝国上下都希望的事，可实行起来很难。”
  张居正问道：“要打败一个敌人，首先该做什么？”
  谭纶不假思索地回答：“身体要壮。”
  “对！”张居正说，“民谚说，打铁还须自身硬。自己强壮了，就不会怕敌人。军队强大了，就不会怕敌人的军队。”
  谭纶似乎找到了答案，但不确定：“您的意思是？”
  “很简单，四个字：足食足兵。”
  谭纶认可，因为这是常识。
  “在这之前，必要先对咱们的军队有所了解。我决定派几人去巡边，您意下如何？”
  谭纶说：“这是好事啊。”
  张居正说：“那您得给我推荐几人。”
  谭纶被噎住了，他只会打仗，识人不是他的长项，而且他隐约感觉到张居正心中已有了人选，让他推荐人，只是给他这个兵部尚书面子。他说：“我看这件事就您做主吧，我做不来啊。”
  张居正笑了笑，谨慎地开口道：“其实我心中的确有了人选，不过还是担心他们难以胜任，所以才找您来商议。”
  谭纶也笑了笑，等张居正说出人选。
  张居正考虑了一会儿，缓缓说道：“巡边，本朝有成例，但很多时候都是蜻蜓点水，走个过场。我想，这次派人巡边，要让巡边人看出究竟，和边防长官们推心置腹地会晤，得出最真实的结论，也好让朝廷制订计划。”
  谭纶继续等着张居正的人选。张居正见开场铺得差不多了，就侃侃而谈：“你的两个助手，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和右侍郎吴百朋可以，另外你部里还有个叫王遴的人，你对他们三人怎么看？”
  谭纶没有看法，虽然他初来乍到，但他也发现了这其中的微妙：这三人都是张居正的同年，换个说法，张居正对同学的了解是深刻的，所以他举双手赞成。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汪道昆被派往蓟、辽；吴百朋被派往宣大、山西；王遴则被派往陕西。
  先来看汪道昆。汪道昆是张居正的同年，曾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政绩堪忧，但名声在外，因为汪道昆是个喜欢吟风弄月，善于和公知们打成一片的人。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汪道昆就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中央工作。张居正觉得汪道昆是个有能力的人，所以就把他调到中央兵部任职。
  汪道昆去蓟、辽之前，张居正给戚继光写信说明汪道昆的去意，同时嘱咐戚继光：“汪道昆可是朝廷派去的，你不可耍威风给他难堪，一定要以礼相待。尊重他，就等于尊重朝廷。你是我的好朋友，汪道昆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请你留意。”
  戚继光谨遵教诲，当汪道昆抵达他的辖区后，准时送上各种报告。可惜汪道昆对这些并不感冒，而是和当地的文人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得到这个消息后，大为不满，但没有发作。汪道昆回北京后，给朱翊钧写了一份奏章，讲述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他把这份报告写成了优美的散文。
  张居正看了汪道昆的报告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芝兰可是美的草，但你长错了地方，就该除掉。你汪道昆既然喜欢吟风弄月，那就去作家协会吧。
  就这样，汪道昆被免了职。
  汪道昆之后，吴百朋到宣大也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张居正曾有过意识，却没想到问题那样严重。问题出在宣大领导人王崇古身上。王崇古自俺答汗封贡后，春风得意，但也内心忧虑，他特别担心朝廷忽然派个人来掣肘。正所谓心忧事成，吴百朋如幽灵一样地来了。倘若是别人来，他不会紧张，但吴百朋不一样，吴百朋是帝国在南方抗击倭寇的著名儒将，可与戚继光的名气相提并论。尤让王崇古紧张的是，吴百朋铁面无私，敢说敢做。作为边关大将，谁还没点事啊！
  吴百朋其实也不想来，他在中央兵部做着人人羡慕的副部长，来到宣大苦寒之地，名义上是特派员，但他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所以他离开北京后，慢吞吞地走路，一肚子的抱怨。张居正所以挑选他，是因他有才能，可张居正想不到他除了才能之外还有情绪。
  听说他走得太慢，张居正连忙去信向他强调这次差事的重要性：“宣大乃边防重地，派你去就是要你检视其中的缺陷。这是只有你才能担负起的重任，你不前往，我该如何？”
  吴百朋从张居正的信里读到了“重用”的信息，跳起来一溜烟地向宣大跑。张居正又给王崇古写信安慰他：“要吴百朋去，非是掣肘你。只是旁观者清，他或许能看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你稳固边防的基石。他不会留太久，我很快就会将其召回。”
  王崇古放下心来，热烈地欢迎吴百朋。
  吴百朋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几天后，他就拿出了考核边将的八条标准。这八条标准让王崇古冷汗直流，如果用这八条标准，所有边将都不合格。八条标准送进北京，张居正看后也是浑身发热。还未等他想出对策，吴百朋的弹劾书已到，他弹劾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和山西总兵郭琥有失职之处，请求降级。而对另一位失职更严重的大同总兵马芳，更是提出严厉的弹劾，请张居正将其治罪，罪名是行贿受贿。
  张居正叫苦不迭，他懊悔当初派吴百朋去宣大了。明帝国的边将贪污受贿行贿，是题中应有之义。严嵩在内阁时，边将要拿到军饷，必须要给严嵩行贿，就是号称清廉的高拱在位时，边将们也把高阁老当成财神爷而虔诚供奉。高拱曾对张居正说过：“这是帝国的弊政，军饷总是迟到，边将们就以为京官们有私心，为了得到军饷，只能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