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张居正

  最搞笑的是安庆知府叶梦熊。叶梦熊在安庆清丈田亩，富绅们和他喝酒，哭诉生活的艰辛。叶梦熊出身豪门世家，理解他们的苦衷，所以清丈田亩时极为马虎。抚台孙光佑见叶梦熊态度不积极，严厉命令他认真清丈。叶梦熊伸着懒腰，拿普通百姓说事：“安庆大多是低湿地带，冬旱夏涝，如果我遵从抚台大人的意旨去办，岂不是去为祸百姓吗？”
  孙光佑把文档狠狠摔到桌上：“看看你清丈的狗屎，明明是农田，你非说成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荡！”
  叶梦熊针锋相对：“这明明就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荡，你怎么就能说成是农田？”
  孙光佑懒得和他理论，上报张居正。
  张居正下令：叶梦熊眼神不济，罚薪三个月。
  随着清丈的逐步稳定，斐然成绩水落石出。清丈后的地方，田亩的数字和所有权都有了主人，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得到改善。张居正和张学颜又商议出把田亩分为三等的计划，上等为有水源的肥沃土地，中等为瘠田薄田，下等为无水源的高旱土地。收税时，也按照等级的不同而收取相应高低不等的钱。
  在严厉惩罚为清丈田亩保驾护航下，张居正的计划得以完成。张学颜总结说，由于大多数官吏能够奉公守法，严格执行有关清丈的规定，清丈基本上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一条鞭法
  提张居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条鞭法”。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大致了解它。
  一条鞭法又称为条编法，是张居正推行的税收制度。
  这件事要从明朝初年说起。明政府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丁有役，田有租”基础之上的。简单来说，只要你是人，就必须要免费为政府服役，你有田，就必须要交一部分粮食。
  先说田租，明朝初年，田租的收取是十斗收一斗。但国有土地和民田还不同，租种国有土地比租种民田的税高。这是因为租种国有土地，国家会免费给你农具和耕牛。
  后来国家偷懒，不给租种者农具和耕牛，收的税却一如从前。国有耕地占全国耕地极大的比例，许多人租不到民田，只好租国有土地，沉重的税收让他们痛苦不堪。尤其是江南地区，租种国有土地的赋税比其他地方更高。为解决这种困境，江南很多地方官采取措施，削减国有土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增加民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这就叫平均田赋，同时推行部分田赋折为银两征收的措施。至少表面看，田赋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徭役上。
  明朝初年，人人都要为政府提供免费服务，这种服务包括衙门的皂隶、门子、厨子、狱卒等等，而且每年必要有一次乃至数次。问题是，如果你去免费给政府劳动了，你就不能种地，到时候会活活饿死。所以很多穷苦百姓都逃亡，这显然是不安定因素。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的内容就是：把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招募，并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家五口，有田一亩，他每年应该交田赋十分之一的亩产量给政府。但他家有三个男人每年要服役一次，政府会提前估算他们服役的工作工资，然后把工资计到田赋中，最后一次性交齐。
  这是个很好的税收政策，遗憾的是，直到张居正去世，一条鞭法也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只是在南方一部分地区、京城附近以及山东取得良好效果。
  然而正是这个大名鼎鼎却根本没有成效的一条鞭法，让并不熟悉张居正的我们知道了张居正。
  
第四章 与天下公知战
  导火索：施观民
  1579年春节刚过，整个帝国沉浸在繁华热闹的喜庆中，一道奏疏从江苏常州悄无声息地进了北京城。这道奏疏是封控告信，控告的对象是常州知府施观民。控告信指出，施观民在常州搜刮民财创建了龙城书院，请求政府制裁他。
  张居正在内阁兴奋而不是愤怒地拍案而起：“好你个施观民，我等你很久了！”这话说得很露骨，身边的申时行听出来了，一向厌恶书院讲学的张首辅已准备对书院开刀，而施观民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导火索罢了。
  施观民在江苏常州极有政声，他是知识型官僚，在政务之外好赶时髦，经常聚集思想界名流在官府讲学。有人就向他提议，可以搞个书院。但他是个清官，不想动用政府资金，所以就让常州地区的富户们捐款。有人不捐，他就上门索要，这才引出了富户们的报复，买通言官参了他一本。
  张居正找来内阁同僚们商议。众人知道张居正已做了决定，所谓找他们商议，不过是让他们提前知道而已。果然，张居正开口就是：“我已准备向皇上请求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至于由头，就是这个施观民。你们看他为了办书院，居然强刮民财，目无王法！”
  众人唯唯。
  张居正上疏朱翊钧，请将施观民削职为民，顺便说了书院的种种坏处，并着重指出，国家思想纷乱繁杂，意识形态飘忽，这都是书院惹的祸，应将书院全部改成政府办公地，轰走那群穷嚼蛆的腐儒。
  朱翊钧同意。
  张居正人生中最受知识分子诟病的“废天下书院”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展开了“到书院轰人”的行动。所有书院中都发出了哭爹喊娘的声音，大部分人在书院里是靠嘴活着的，离开了书院，他们正如和尚离开寺庙一样，只能靠化缘度日。张居正抽了他们一嘴巴，又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发誓和张居正不共戴天。
  张居正讨厌书院，正如独裁者讨厌思想纷繁始终想统一思想一样。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明代攀上巅峰。它的特点是今日大学和论坛的综合体，由当时的著名官绅和学者联合创办，招收有志有才之士来学习。讲师来自五湖四海，只要你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敢上台讲，就能上台。
  中国古代书院还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议论朝政和政治大人物。其实完全可以说，古代书院就是个政治清谈中心。它最让人呕吐的一点是，各路所谓狗屁的大师、公知们坐在清风徐来的书院里满口喷粪，却从不去做事。他们远离政治，根本没资格坐在政治交椅上，所以才没有任何压力地谈论政治。
  古代中国是个重视舆论的社会，于是，这群书院的大师、公知的言论就成了一把锋利的武器。任何在高位的人都小心翼翼对待他们，以期望他们能用言论支持自己。
  张居正最恨书院，因为他恨那些穷嚼蛆的人。一谈到书院讲学，他就咬牙切齿，对人发泄对书院的极度厌恶：“圣贤用经术垂训后世，国家以经术教育人们，只要踏实地体认儒家经典，就是在做学问。书院那群混账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一无是处。真做学问的人，应将平日所学的经书义理，笃实讲求，躬行实践。只说不做，和废物有何区别？！”
  他给朋友周友山写信指责天下所有书院的讲学都是“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周友山是阳明心学门徒，也是他张居正最敬佩的学者，两人常有书信往来，讲学术讲政治。对于张居正的切齿痛恨，周友山不置可否。他知道张居正痛恨书院讲学的真正原因，自张居正担任首辅推行改革以来，天下书院对他的责难和痛斥就从未停止过。
  实际上，纵然没有施观民事件的发生，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也是必行之事。
  有人曾和他聊到对书院讲学批评时政的看法：“天下有道，百姓是从不议论的；天下无道，公知们才议论纷纷。”
  张居正冷冷地回道：“待我废了他们行尸走肉的场所，让他们走出书院自力更生，他们就不议了，就是天下有道了。”
  对方惊骇道：“百姓不议，非是不敢，而是没有可议论的。”
  张居正又冷冷地回道：“谁议就杀谁！”
  其实稍懂点事的知识分子就该明白，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不仅是私心，还有公心。张居正认为“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会将大批知识分子的精力浪费在门户之争中，妨碍他们探求经邦济世之学，反对“聚党空谈”，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学风。
  或许有人会说，用强制的方式来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带来的结果却是摧毁思想界的生机，使当时中国思想界变得死气沉沉。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权力拥有者除了强制方式外，无其他办法可寻。
  那么，被张居正废掉的那群书院公知都是些什么人呢？当时明帝国思想界，思想纷杂，意识形态固然是理学，可公知们乱谈的却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自1529年王阳明去世后立即四分五裂，有各种流派，一个流派里又有各种学派，大家都说自己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可正如张居正所说，当今世上，得王阳明真传者寥寥无几。那些自诩王阳明门徒的人，要么是随心所欲的心学左派，要么是渐渐转入朱熹理学的右派，真正的阳明心学已销声匿迹。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这是阳明心学的灵魂。真正的王阳明信徒是那些拥有自尊无畏精神的英雄人物，为天下苍生而不惜生命，不惧荣辱，奋勇向前。从这点而言，当时的明帝国，除了徐阶、张居正外，再也没人配称是阳明心学的门徒。
  张居正是否为王阳明门徒，这是个蠢问题。当时的天下，不归朱（朱熹）则归王（王阳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倾向于朱熹或王阳明，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形势比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