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张居正

李太后吩咐：“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张居正早就得到朱翊钧痛殴小内监的消息，他也知道李太后会过问，但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连他都认为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他对李太后说：“皇上固然有错，只是道德瑕疵，没有到废立的地步。”
  李太后余怒未消：“张先生不必维护他，他现在就如此，将来真的亲政了，还不毁了大明朝！”
  张居正望了一眼跪在身旁的如同被主人狠揍的死狗似的朱翊钧：“皇上本性不坏，只是一时糊涂，要他痛改前非就好。”
  李太后追问：“他还能改吗？”
  “能！”张居正说完，用眼神示意跪在地上的狼狈不堪的朱翊钧。朱翊钧倒很机灵，叩头向李太后哭诉，他一定痛改。
  李太后态度缓和下来，说：“既然要改，那就让天下臣民皆知。张先生，你帮皇上写两道罪己手诏，一份给内廷，一份给内阁。”张居正遵旨。
  说是帮皇上，其实张居正根本就未和朱翊钧商量一句。他回到内阁，不假思索，铺开纸张，以朱翊钧的口吻先写给内廷：“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朕，无所不为，贬到南京孝陵（朱元璋的陵墓）去当菜农。你们司礼监的所有人既受朝廷爵禄，朕偶尔昏迷，犯下错误，你们就该劝谏朕，可你们却图朕一时欢愉，尽情放纵朕，真是该死！今后如果还有奸邪小人引诱朕，你们司礼监任何人都要举报，并发外廷知道。”朱翊钧看了这道罪己手诏，咀嚼着无声的怨恨同意。
  再看发给内阁的那道：“孙海、客用已被朕发配南京。先生和诸位大臣既为辅臣，见朕犯错怎能坐视不管？先生既知此事就该谏朕，让朕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先生也就成了尧舜的臣子。从今而后，无论朕在宫中有何过失，先生都要劝谏，不可姑息朕！”这就是授人以柄，朱翊钧的屈辱怨恨可想而知。
  朱翊钧愤怒悲伤，冯保却欢欣起来。他对张居正说：“司礼监最近有几个混账，总和我过不去，趁此良机，张先生帮我把他们一并除了吧。”
  这是顺水人情，张居正很乐意做。在他眼中，内监就没有几个好人，除一个是一个。于是，朱翊钧又收到张居正的奏疏。张居正说：“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引诱您的潜力，所以都应被惩处。”
  朱翊钧看着这道奏疏，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同意。恨一个人，很多时候并非是此人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伤到了自己的自尊。孙海、客用事件是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一次斗争，结果他惨败。这种羞辱始终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才被他以复仇形式释放。
  张居正却丝毫未察觉朱翊钧的心理，他忧心忡忡，决定趁这件事再做文章，把朱翊钧牢牢固定在准圣君的轨道上。
  但在1580年时，张居正再想这样做已有相当的难度。朱翊钧已从之前的唯唯诺诺变成了有主见的君主，这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非经强大力量，不可能回到正轨一样。
  但张居正的力量已经用尽，确切地说，他仍是新瓶装旧酒。他把当初的《帝鉴图说》思路重新拿出，把历朝历代的宝训、实录集结成册，向朱翊钧承上了一本《谟训类编》。他对朱翊钧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皇上能以史为鉴，念念警惕，事事遵成宪。在深宫中的心就应该是上朝理政时的心，在朝理政时的心就应该是在深宫中的心；静时的心就应该是动时的心，动时的心就应该是静时的心。”
  这就叫知行合一，朱翊钧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多。他对张居正说：“古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孔子，说为政要仁，可他一掌握政权，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少正卯，这是知行合一吗？这简直是虚伪得要命！”
  换作任何一位大儒，都会对朱翊钧这种看法惊愕失措。但张居正不是腐儒，他懂得变通，心中的偶像只有自己的良心。他对朱翊钧说：“孔子纵然是圣人，心中也有私欲。他做错的事，我们不要重蹈；他做对的事，我们要借鉴。不必论他的是非，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个是非。”
  这种话，朱翊钧只是一听，他也并不认为孔子冤杀少正卯是错的，他只是看不惯张居正总喜欢用文化育人，想要给张居正难堪罢了。
  君臣二人已经离心，二人的心思已无法走到一起。那么出事，便是迟早的了。
  
第七章 结局
  与皇室矛盾升温
  1581年春，朱翊钧冷不防地再度提出外戚恩荫的问题，张居正很是郁闷。外戚恩荫的问题，早在两年前朱翊钧岳父封伯时就已解决，此时又被朱翊钧提出，张居正无法明白这位皇帝小儿的心思。
  朱翊钧这次提出，要把岳父王伟的弟弟王俊加恩授职。张居正和张四维、申时行商议，商议了大半天，张居正觉得精力不济，索性就做了心中早想好的主张：授王俊锦衣卫千户。
  可这道票拟才进宫没多久，朱翊钧的手诏又到了。张居正被从疲惫的梦中惊醒，闻听朱翊钧的手诏：“正德年间，皇亲夏助等人，都授锦衣卫指挥使等官世袭，今为何止授王俊千户？又无世袭字样？”
  显然，这是极度不满下的诘问。张居正只好亲自去见朱翊钧，向他解释。
  张居正说：“对非有军功的皇亲不封爵，不世袭，这是两年前制定的规矩。当时皇上也是同意的，怎么如今要自坏规矩呢？”
  这话有些不敬，朱翊钧的火气冒上来：“张先生，您总说不违祖制，可不世袭就违背了武宗皇帝时的制度，这是违背祖制啊。”
  这话充满了指责的火药味。张居正不管他，说：“皇上有仁慈之心，加恩外戚，做臣子的当然要照做。”
  朱翊钧想不到事情如此顺利，竟一时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了。他坐稳了，试探地问：“当真？”
  张居正说：“当然！”
  “那就拟旨吧。”
  很快，张居正的票拟来了：“授王俊锦衣卫指挥使。”
  朱翊钧跳起来，抖着张居正的票拟，向身边的太监们咆哮：“世袭呢，世袭两个字呢？！”
  张居正又来了，朱翊钧像是复读机：“世袭呢？世袭两个字呢？！”
  “锦衣卫指挥使已是最高荣誉，倘若再加世袭二字，恐怕和祖制违背。”这是张居正不紧不慢的回答，他越是这样气定神闲，朱翊钧就越生气。
  “祖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武宗在位时，外戚的职位就是世袭的。”
  张居正仍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皇上明鉴，祖制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武宗皇帝在位时，奸贼小人太多，导致政体紊乱。世宗皇帝继位后，将一切弊政全部改正，复我祖宗之旧，这才是我们要遵守的祖制。武宗一朝是改变了祖制，我们绝不能将错就错，违反祖制。”
  朱翊钧气得七窍生烟：“张先生为何在升王俊为锦衣卫指挥使之前不说，这个时候又说？”
  张居正最近感到朱翊钧的脾气越来越大，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朱翊钧要摆脱束缚的心越来越强！
  朱翊钧的问题正中张居正的计策，他说：“臣认为皇上聪明睿智，正大无私，应该能想明白这件事的利害。官职是公家之物，不可轻易授人。尤其是世袭，和浪费金银没有区别。我常和皇上讲，浪费可耻，节俭光荣，原因正在此。皇上现在醒悟，也为时不晚。”
  朱翊钧愕然，显然，张居正把他轻而易举地绕了进去。在这种时候，他不可能再毫无廉耻地纠缠“世袭”那两个字了。
  如你所知，朱翊钧不可能心服口服。张居正的话语中毫无诚意，全是诡辩，所以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恨就更加浓重。
  除了朱翊钧之外，张居正又和李太后的信仰发生了矛盾。李太后多年来信仰佛教。普通老太太信仰佛教，无非是买个廉价佛珠，每日数珠罢了。但李太后有权有钱，所以信仰起来就非比寻常。1581年夏初，李太后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要内阁票拟。张居正和张四维抱怨说：“李太后真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这么多年，咱们披肝沥胆，星夜奔驰，才积攒了这么点钱，都被她拿去建寺庙了。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施舍，要是做看得见的功德，不但向和尚的寺庙里捐钱，还给普通百姓捐款，这是张居正可以容忍的，但建各种毫无必要的寺庙，张居正却很有意见。
  他如数家珍道：“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这些寺庙有何用？无非是怂恿更多的懒惰之人看到不劳而获的希望，进寺庙出家而已。”
  这是宗教问题，张居正堂堂大言，一语道破，让张四维和申时行很是钦佩。钦佩是钦佩，申时行却说出问题的关键：“那大宝塔寺的问题……”
  张居正沉思起来，他想起万历元年的一件事。当时李太后对朱翊钧说要建涿州胡马河、巨马河两条大桥。朱翊钧对张居正说了这件事，张居正立即反对说：“皇上继位之初，应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而且耗钱，恐怕有关部门不会办理。”
  朱翊钧若有所思。几天后，他对张居正说：“母后说了，一切花销都由母后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
  “好极！”张居正叩头说。
  每想到这件事，张居正就极为欣慰。他不反对做功德，但特别厌恶用百姓的钱做功德。可李太后的识大体也只这一回，而且李太后也并未识到底，还是从国库挪用了五万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