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后来有人
  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
  1949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了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编为第1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编为第2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编为第3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编为第4野战军。各野战军下辖兵团，兵团下辖军。第1野战军因为作战任务繁重，直到6月间，才召开了前委全体委员会议，确定野战军下属部队编制事宜。
  第1野战军原有6个军，从华北军区调来的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已经整编完毕，1野原有的6个军再编成2个兵团。这2个兵团如何组成？干部如何配备？彭德怀叫前委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
  由于委员们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会议沉默了一阵，没有人发言。
  这时，担任1野第1军政委的廖汉生站了出来，提议道：“这个问题好办。1军、2军、7军组成第1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3军、4军、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廖汉生的提议，既考虑了各人军旅生涯中任职的因素，又考虑了各人的才能，比较恰当。
  但是，廖汉生的这个提议却把他本人排除在外了，而他本人的能力和历史上的任职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
  彭德怀问了一句：“那你干什么？”
  廖汉生回答：“我还在1军嘛！”
  彭德怀以廖汉生提的方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获得通过。随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建了1野第1、第2兵团机构。
  后来有人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
  然而廖汉生主动将自己“删除”了，仍然当他的军政委。
  由此可见廖汉生的胸怀。
  时间再推前几个月，就在这一年的2月间，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和指示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1野战军，各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廖汉生所在的第1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纵队原358旅改称第1军第1师，原独立第1旅改称为第1军第2师，独立第7旅改称为第1军第3师。
  第1纵队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的名称，是按照全国各野战军统一序数排列形成的，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全纵队上下都为这个“第1军”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格外看重和珍惜它。
  有第1军，就有第1师，就有第1团。358旅改为第1师，旅里的3个团都想在这次改编中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团”。到底哪一个团能成为“第1团”呢？各团积极活动，部队上下还争论了一番。按过去的习惯，一支部队总是把底子最老。战斗力最强的单位排在序列前头。在358旅的3个团里，715团、716团的部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诞生了。一个生长在湘鄂边，一个生长在洪湖，其中还有南昌起义的血脉，抗日战争爆发后它们分别由红军师、军合编、缩编而成。这两个团历史长，资格老，能征善战。按常规讲，这两个团都有成为“第1团”的充分理由。
  而714团则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1939年在冀中时，由716团抽出的3个老红军连队组建了独立3支队。随后溶入了冀中地方武装。比较起来，这个团只有部分红军底子，建团历史短。但是这个团后来居上，成立后仗打得好，在西北战场上屡建功勋，另外，它在358旅的编制里是第1团，这又使它在编制序列上有话可说。
  当时，3个团都要求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团”，尤其是老红军部队715团、716团认为自己的理由更充足一些。廖汉生当过716团的政委，716团还想走走廖汉生这个“门子”，希望老政委能为他们说说话。当时一些师、军干部也认为把刀5团或716团编为“第1团”更好些。
  然而，身为军政委、军党委书记的廖汉生却没有偏袒，他在军党委会上提出：714团的资历虽然比不上其他团，但他们在西北战场上仗打得好，工作也出色，尤其是在诉苦运动中带了头，在瓦子街和荔北战斗中两次受到野战军的通令嘉奖，他们的工作堪称第一。按原有编制顺序714团也应排在“第一”。结果大家统一了思想，确定把714团编为“第1团”。
  由此又可见廖汉生的胸怀及政治水平。
  714团即第1团没有辜负廖汉生和全军上下的期望，始终保持着优良品质，不断创造佳绩，全国闻名的“硬骨头6连”就出自这个团。
  廖汉生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1927年他16时就参加了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工农武装斗争，长期在湘鄂边苏区进行游击斗争。1933年调任红3军书记员，先后当过军政治部秘书、师政委、军团组织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团政委、旅副政委、代旅长。1944年10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委，率队赴湖北洪湖地区。抗战胜利后任江汉军区副政委、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第1军政委。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1949年9月率部解放青海，任省军政委员会主任。1952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廖汉生的出生地，距共和国元帅贺龙的家只隔一座山，由他家到桑植县城去，必从贺龙家门前过。桑植百姓口头流传的许多关于贺龙的传奇故事伴着廖汉生长大。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附近的平坝子经过，廖汉生和村里的孩子们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士兵身后背着几支像古戏里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汉生、诉小伙伴：这个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里就代表长官到了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它敬礼呢。
  廖汉生正讲得有鼻子有眼，没注意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他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呀！”
  那个时代，老百姓是怕兵的。听说要“过兵”，惟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呢。
  廖汉生一看问话的像是个当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
  留“一字胡”的长官就是贺龙。
  贺龙夸奖了他几句，率队向洪家关走去。从此，这个敢看“过兵”的男孩子在贺龙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廖汉生的父亲是桑植县有名的才子，在省城长沙读书期间，曾与湘籍著名革命党人林伯渠结为好友，回乡后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办起小学，教授新课程、新知识。后来，在贺龙再三诚聘下，携笔从戎，到贺龙部队里任职，做些文墨事。
  一次，他向贺龙请假回家，要给儿子定亲。贺龙同：“是我见过的哪个敢看‘过兵’的孩子吗？”
  “不是，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
  贺龙说：“那我也提个亲吧。”当下，两人就把贺龙二姐的女儿肖良良和汉生定了娃娃亲。从此，廖汉生也就与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廖汉生10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军中。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夫妇把灵柩接回桑植，帮助安葬。以后，廖汉生一家孤儿寡母，经常得到贺龙及其妹妹的关心、照顾。
  1925年春，贺龙在澧州当了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和澧州镇守使，廖汉生和贺家的两个小孩子被接到澧州过春节。在贺龙就职典礼这天，廖汉生趴在城墙上悄悄观看，只见大操场上，队列整齐，军号齐鸣，贺龙身穿军礼服，腰挎指挥刀，骑着高头大马，绕场一周检阅部队，然后登台发表就职演说。廖汉生听不懂讲的内容，只觉得贺龙威风得很，神气得很。
  春节过后，贺龙派了一排兵把廖汉生等几个孩子送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常德是湘西北的中心城市，省立二师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一个山里伢子，第一次走出闭塞的山区，来到大城市，开阔了眼界，而且感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从1925年到1926年，廖汉生在省立二师附小读了三个学期。头一个学期时逢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廖汉生放假回来就在贺龙那里住。第二个学期贺龙被军阀赵恒惕逼出澧州，廖汉生的钱用光了，就给贺龙写信求援。贺龙很快寄来30元钱，这样才又上了第三个学期。到第三个学期结束时，贺龙已经带队北伐远去了，廖汉生学费没有着落，只好辍学回家。
  廖汉生不甘心就此中止上学，回到家乡后又进入桑植县高小，学完了最后一个学期，总算毕了业。
  在第二师范附小时，廖汉生曾有一个理想：发奋读书，争取毕业时考上前两名，保送升入师范免费学习，然后像父亲那样当个乡村教师。可是事与愿违，从桑植高小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外出继续求学，他向母亲哭闹了一通也无济于事，只得留在家中一边干农活，一边帮别人带小学生。
  1927年夏，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偏僻的湘西山区，廖汉生和本乡几个高小毕业同学积极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