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他们从县城领回宣传品，在集市上贴标语，喊口号，出头露脸，万人瞩目。然而不到一个月，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又刮到桑植，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了下去。反动乡长放出风来：“要教训教训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崽！”
  一起闹农会的同学，有的见风使舵，投靠了团防队；有的胆小怕事，活活吓死了。廖汉生无法在家里安身，于是投奔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处避难。
  当时，贺家几姐妹不甘心受压迫，又受了贺龙的影响，先后拿起枪来自卫。廖汉生原来只想在贺民英处暂时避一避风头，结果却从此投笔从戎，像贺龙及其姐妹那样走上一条武装反抗旧制度的道路。
  也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一个消息震惊了桑植：“贺龙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啦！”
  人们惊愣未定，又一个消息接着传来：“南昌暴动垮台啦！”桑植县里谣言四起，传说贺龙已经死了。
  然而“湘西活龙”贺龙是大难不死的。
  1928年3月，贺龙和周逸群、贺锦斋等人辗转回到桑植洪家关。乡亲们闻讯都赶来看望，就连堂堂的县长也慑于贺龙的声威，赶来拜见他。人们散去以后，贺龙对亲友们公开宣布：“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们回来就是要重新组织工农武装！”
  后来，廖汉生从贺龙那里逐渐听到：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贺龙断然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毅然接受共产党领导，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出任起义军总指挥。在从南昌向广东转战途中，贺龙由周逸群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起义军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要求回家乡重新搞武装，而后经武汉、洪湖等地回到桑植。
  贺龙一声号召，贺家亲戚朋友和旧部属纷纷响应，几天时间就在工农革命军的大旗下聚集起上千人的队伍。17岁的廖汉生也加入其中。
  不久，白军前来“进剿”。为了便于作战，贺龙把一些妇孺亲属交给贺民英姐妹。廖汉生本想跟着工农革命军走，因为那里人多枪多好打仗，贺龙却要他跟在贺民英身边。
  刚刚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军首战失利，大部溃散了，只剩下少部分人和亲属们跟着贺龙向山里退去。这期间，廖汉生目睹了贺龙与堂叔间发生的一场“家庭纠纷”。堂叔生气地指责贺龙：“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途的。为什么要当共产党？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
  贺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找真理、找出路，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片
  从这场“家庭纠纷”中，廖汉生看到贺龙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也进一步明确了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决心。
  贺龙重回洪家关后，又召集起几百人。
  在工农革命军初创时期，廖汉生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三起三落。在最困难的1928年冬天，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县遭受严重损失，师长贺锦斋牺牲，贺龙率部撤回桑植边界的大山里。廖汉生受贺家姐妹的派遣，给部队送去一些过冬物资。在工农革命军驻地，廖汉生看到原先几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百人，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贺龙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贺龙没有退缩，他继续坚持斗争。工农革命军历经考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为一支坚强的红军队伍。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相继解放了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廖汉生受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县农会，那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尽管他早在两年前就参加过农民运动，然而，他一直把这一年看做是参加革命的起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使他选择了人生的道路，轰轰烈烈的苏维埃工作给了他思想的启蒙，而叱咤风云的贺龙更是对他走向革命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从1928年春参加贺龙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时起，廖汉生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渴望能够跟着贺龙痛痛快快地打胜仗。
  以后，廖汉生看到往日的同学、一道参加革命的游击队员。同在桑植县苏维埃工作的红小鬼，进了红军主力部队后进步很快，短短两三年间已经成为师、团指挥员，而自己却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他有些不服气，为此三番五次要求离开贺民英的游击队，到红军主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贺家姐妹的坚决挽留，受到贺龙的耐心劝说，因此没能实现。他只好一直跟在贺民英身边，继续当一个游击队员。
  后来，贺民英为了满足他的好胜心，“提拔”他为游击队文书，掌管贺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与外界进行信件联络，由他根据贺民英的口述写个便条，盖上章子，作为游击队的公文。
  贺民英游击队的主要成员是贺家几姐妹及其亲属、旧部，领头的是贺民英，年纪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仅七八岁，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二三十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老百姓根据贺民英的乳名“香姑”，习惯地叫它“香大姐的队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骂它是“女共匪贺仙姑的队伍”。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长期坚持在湘鄂边苏区。
  1930年春，贺龙率领湘鄂边红4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会合，组建红2军团，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规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送走贺龙以后，登上鹤峰与桑植交界的四门岩山区，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的基本营地。
  他们在四门岩山区与敌人反复周旋。湖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鹤峰一侧；湖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桑植一侧；两省敌军一齐来了，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攀，那里敌军大队人马上不去，小股爬上去不是挨打就是被牵着满山转圈子。敌情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干部也从鹤峰县城撤上山，敌军退走了再回去。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家属也在这里休养、隐蔽。
  在山上，不分男女老幼，人人一手拿枪一手荷锄，一边游击一边生产，在岩缝中种些苞谷、南瓜。几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光跟着舞刀弄枪，还要学文化，廖汉生就成了他们的文化教员，每天闲暇时教他们认字、唱歌。
  1932年下半年，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零星几支游击武装。苏区被敌军全部占领，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大肆屠杀，四处烧屋，长期围山“清剿”，斗争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敌人的围困却不见缓和，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
  一个雪夜，廖汉生随贺民英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发现村里驻扎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悄悄来到村边一户独立人家，请主人家向乡亲们找了一些南瓜和黄豆。回山时，为了不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以防敌人追踪而来，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沿着山中的雨裂沟，赤脚趟着冰冷的溪水向上走，遇到沟边核权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只好伏下身子在冰雪上爬行，手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浑身快被冻僵了。
  他们带上山的那些黄豆成了游击队的救命粮。黄豆吃完了，大家就四处采野菜，捡野果，挖蕨根。蕨根里面含有淀粉，是老百姓度灾荒的代食品，游击队员们把它挖来当饭吃。
  冬夜漫长，游击队只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廖汉生用火镰引燃一堆火，大家围坐着取暖。火烤胸前暖，一风吹背后寒，只好胸前背后转着烤。
  游击队员们渴饮山泉，饥食野果，昼伏密林，夜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苦苦坚持着，不动摇，不屈服，一直坚持到贺龙率领红军回到湘鄂边。
  1933年初，敌军的“围剿”有些松懈。贺民英把廖汉生叫到面前，交代说：“我们这样总在山上呆着也不行，你下山去看看，找些粮食，也找一找出路。”
  廖汉生接连翻过几座大山，走了上百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山下的茅坝坪来了一支队伍，有人说是贺龙率领的红军，有人说是贵州来的“黑军”。廖汉生壮着胆子继续往前走，走到茅坝坪村边上，突然从隐蔽处跃出几个持枪的人，抓住了廖汉生。
  廖汉生被哨兵带进村里的连部，他一问，对方果然是红军。他欣喜万分，连忙接着问：“是不是贺龙的队伍？”
  “是。”连长回答说。
  他又问：“你们师长是谁？”
  “师长是朱胜文，政委是谷志标。”
  廖汉生一听，这两个人都熟悉呀！就请连长派人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朱胜文师长招待他吃了一顿饱饭，又派人把他送到军部。廖汉生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
  贺龙见到廖汉生，急切地问：“大姐和大家都还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