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坝

一九六七年的元旦过后，天气变得很凉。白花花的霜，常常覆盖着早晨的树叶、野草、麦苗和油菜。走在路上，脚下发出嚓嚓的声响。水田里结出厚厚的凌冰。整个黄沙坝，就象披着一层灰白的冰冷的幔纱。
    高湾山上的高音喇叭，播放一会广播稿，又播放一会样板戏。
    这个时候是农闲，除了给小麦和油菜上今年的最后一次肥外，几乎没得多少事情了。年关将近，人们在出工之余，抓紧时间做做自家的事情。管管自家自留地，跟青菜、白菜、羊角菜松土上粪。把闲着的土地翻转来，炕起，以备开春播瓜种菜。女人们割猪草喂猪，洗铺盖，补衣服；男人们上山拣柴、打格篼——树是不敢砍的。即使是自家自留山上的树，也得经公社批准才能砍几根。最多也就是在自留山上剔几枝树枝，背回来堆好凉干，明年农忙时烧锅做饭时用。
    元月三十日，也就是大年三十的前十天，天上下着绵绵的细雨，冷风呼呼地吹着。王国君一家人在灶面前围在一起烤格蔸火。那跳动的火苗，红红的火炭，把屋子里烤得暖烘烘的。他背对门坐着，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借助从门外透进来的光，仔细地看着。孩子们围着火堆，时不时丢两个红苕进去，烧熟了伸手拿起来，就像杂技师一样，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不停地换着，嘴里一个劲地吹，呼——呼……，待它没那么烫了，用两个指头把皮揭开，红红的肉质便香喷喷甜幽幽地摆在了面前。他们努力扯开嘴皮，伸出大门牙，咬下一小块红苕，唏呼唏呼吹两口气，然后囫囵地吞下。那种惬意，绝不亚于吃一碗红烧猪肉。
    王国君没有吃。他的眼睛盯在报纸上。其实他这会儿也没有看报纸上的内容，他的思绪还停留在今年的年终分配上……
    今年秋收，全中队二百来亩水稻，打的打、晒的晒，忙活了一个多月。然后扯豆子，挖红苕，所有该收的都收起来。该交的公粮，全中队老老少少，肩挑背背，悉数交清。
    十月底，王国君向大家公布了今年决算情况。
    “全年总收入：玉麦15200斤干重，8分钱一斤，收入1216元；谷子100820斤，9分钱一斤，收入9072元；其他收入，包括黄豆，红苕等，352元1角3分。农业总收入10900元零1角3分。副业（纸厂）收入1678元。社员投工、投资清粪、投资草粪折合劳动日136250个，每个劳动日值1角钱。”然后把各家投工多少，投资多少，预分了多少粮食，还要分多少粮食，折合多少钱，进多少钱，补多少社，一一算清。
    这一年下来，全中队进钱的只有几家，都是人口少，劳力强，投资多的人家。人口多，娃娃多，劳力弱的，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得补社。
    公粮交一万斤谷子，留储备粮一万斤，每人分谷子三百斤，玉麦一百五十斤。扣除借的，一家老小全体出动，怀着高兴的心情，把一年的口粮领回家里。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在这一年里，一个劳动日一角钱，一个大男子汉干一天，挣一角钱！一角钱买一斤一两谷子；一斤一两谷子打七两米。七两米，一个人都不够吃，还有老老小小，咋整？
    秋收，分粮，是一件大人小孩都十分高兴的事情。可是分完了之后，背回去之后，算算到明年这个时候剩多少差多少的时候，能高兴得起来的恐怕就不多了。不管是中队长，中队干部，还是各家各户的一家之主，或许都在想着同样一个问题：粮食不够吃，该咋办？一家老小，咋个才能填饱肚子？……
    他的弟弟王国成进来说，“杜文龙喊开中队会，你听到没有？”
    “哦。”他站起来，拿了一顶斗笠，向公房走去，手里依然拿着那张报纸。
    公房里面收拾得很整齐。晒垫整齐地放在楼上，仓门紧锁着，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几条长板凳摆在中间。杜文龙和李世民已经坐在哪里。公房里没有灯，黑黢黢的，报上的字都看不大清楚。
    开会的人陆续进来，各自找地方坐下。公房里也就有了小声的谈笑、闪烁的火球以及刺鼻的叶子烟的烟雾。
    “开会了，”杜文龙表情凝重，“今天的会很重要，上级领导说要认真开好，大家好好听。”参加会的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他们似乎感觉到与以往有些不同，因为杜文龙以前开会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他照例地学习一段□□语录：“最新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下面没有窃笑的声音。
    “王国君，你来学”，他拿起一张报纸递给王国君。
    王国君没有推辞。他展开报纸，有板有眼地念到：
    “把无产阶級□□进行到底，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
    会场里嘈杂起来，时不时还传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大声责骂的声音。只有王国林张起耳朵听得很仔细，一副生怕漏掉一个字的样子。
    散会了。人们在瑟瑟的冬雨中，各自向家里走去，在泥泞的红土路上，留下一串串脚印……
    王海华并没有激动。因为今天开会念的那些，他几天前在兵团开会时就知道了。这几个月以来，他之所以没有动作，一是兵团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二是他的幺姑爷郭银河叫他不要太张狂，毕竟大队，中队的干部算不算得上当权派还不知道，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更难说清，还是等等看。
    他冒着绵绵细雨向家里走去，心里总像堵着一团棉花，特别难受。
    他的家就在王国君家旁边，是一处老房子。一个不太标准的四合院，高低两台，依地势而建。一个小天井后半高前半低，卵石砌成的檐砍和石板铺成的厅坝都长满了青苔。大门很特别，不像一般人家的大门正对堂屋，而是从左边横房开出去。门外是一个不大的晒谷坪，可以铺五六根晒垫。
    他的父亲王学武是个医生。因为深得老中医，也就是他爷爷的真传，有一手好医术。公社成立医院起，就在医院工作，平时也难得回一趟家。
    他是长房长孙。20多年前，他母亲生下他的时候，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就像太阳掉在了堂屋里头，一屋子都放射出光来。
    她的母亲对他百般宠爱，就像老一辈人说的那样，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因而他自小就养成了骄横和放纵的性格。他走一路，一路上的庄稼瓜果总会遭殃。哪家的李子，他伸手就摘，不好吃就丢满一地；哪家的桃子，一杆杆就打掉。王国君家的菜秧瓜果，小鸡小猪没少遭他的殃，当然，他也没少挨王国君告状甚至责骂。
    十二岁那年，王国君家一只正要生蛋的母鸡放到他家地里去了，见了他就蹲下，正好他手里拿着一把镰刀，一刀下去，母鸡便没了头。正巧他父亲回来休假，亲眼看见，拉将进去便是一顿教训。
    他母亲在旁叫道，“吼啥子嘛你，娃娃小不懂事，你吼那么凶干啥子？就像他不是你儿子一样，他是不是你的儿子？”
    他父亲看到她母亲护短，火不打一处来，骂到，“都是你惯的，一个半个还是要惯个样子，老子今天就要好好教育教育他！”随手捡起一根条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他打上身去。
    她母亲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护着他，“你凶啥子凶？不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不晓得痛！儿子是我生的，我就不准你打！”
    “不打不成人，黄荆条子出好人！我是他老子，我打他是为他好，你给我滚开！”
    “我滚开？我滚开？我辛辛苦苦给你生给你养，这么大了，你给我们几娘母抄过田还是耙过地？担过水还是做过饭？你个没良心的，有你没得你都一样，你才给我滚，滚远点别回来！”她一边嚎一边哭，抓起他的印有红十字的药箱朝门外一甩，把他往门外一掀，嘭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
    他父亲捡起甩在晒谷坪上的药箱，背在身上，极为内疚地来到王国君家，叫了一声“幺爸儿”，一汪眼泪夺眶而出，“是我没把娃娃教育好，让你受害了”。拿出钱来，高矮要赔他的鸡。
    王国君说，算了，娃娃小，不懂事，长大了就会好的。再说了，一只鸡也不是啥子大不了的事，几叔子就不要那样计较了。把毛扯了，烧起，我们一家人还可以打打牙祭。
    他父亲走了，从此也就没有回来过。他便再也没有人打他，也不再怕任何人，包括他母亲。很多年后他想起这些事，对那只鸡，那只鸡的主人，心里边总是恨得痒痒的……
    “老海子！”王海华回过头去，原来是王国林在叫他。
    “哎，幺老爷。”王海华应道。
    王国林三步两步赶上他，并排向前走。
    “幺老爷，有事啊？”王海华问。
    “听说你当官了，好哇。”
    “那是啥子官哦，丁丁儿大点。”
    “大小也是官啊。”王国林说，“哎，当了官，不要就认不到幺老爷了哈。”说完嘻嘻笑起来。
    “啊，咋会呢，当皇帝吗，也不会认不到幺老爷嘛。”
    “嗯，好，改天我逮到鱼的时候拿几条给你。”
    “哈哈，好。你逮鱼，一伸手就来了。”
    “那你慢走，我到了。”
    那天，他参加了“要武兵团”的会议。兵团司令对一九六七年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王海华非常激动，那种把黄沙坝的山山水水踏在脚下，或者握在股掌之间的豪情差点使他昏厥。他暗自发誓，要在中队上干出一番事情来。他们几个会后聚在一起，商量成立了大队组织——卫东战斗队，他主要负责五中队的工作。
    五中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把所有的人都筛查了一遍。杜文龙是这个中队最大的官，他知道杜文龙从解放以来就当中队长，又是□□员。他身上好像也没啥辫子可抓；王国君？他除了那只鸡，好像也没啥问题；李世民？一保管好像也戴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至于刘显文，就更小得不能再小了。王学文？他是三爸，咋会。想到这，他自己都笑出声来。他笑自己，你的亲三爸你都要怀疑？
    他头脑里还是浆糊一盆，理不出个头绪来。
    他想起了他的幺姑爷郭银河。他快步朝郭银河家走去。
    “……，嗯，……”郭银河装腔作势地思索着，左手肘膝上，手掌托腮，右手拿一火铗在火塘里拨弄着。良久，他问道，“你晓得王国君的老爹是干啥的不？”
    “不晓得。”王海华说。
    “他老爹是棒客，抢人的，砍了脑壳。”
    “哦……有历史问题？”王海华咣然大悟。
    “人家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时还三岁都没得，跟他有啥子关系。”郭银河的老爹说。
    “我们说话，关你啥子事，你不说话没得人说你是哑巴！”郭银河轮了他一眼，狠声暴气地打了他老爹一个头子。
    “哎，幺姑爷，那天我在公房头听到王国君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言论？”
    “他说啥子？”郭银河问。
    “那天他们几个做语录牌，一面做一面摆，我听他和杜如泉说……”
    “哦……，说反动谈不上……有点抵触情绪呢。”
    郭银河照例地咧了咧嘴。这些天来，他一直处于一种不大容易看出来的兴奋状态。他知道，他需要的机会来了。他要在不声不响中，报那三箭之仇。
    他再一次地想起了王国君是如何破坏他与熊桂芳的好事的，再一次地想起了王国君阻止了他与王国珍的婚事，再一次地想起了张丽英来。他的胸腔里积满了愤怒，就象地下的熔岩，冲击着岩石的缝隙，压都压不住了。
    “老子让你告，让你安逸！”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嗯？你说啥，幺姑爷？”
    “哦，没啥没啥……”
    “王国林说他逮到鱼要送鱼给我……”
    “好久说的哦？”
    “就刚才啊。”
    “哦。王国林这个人啊……”
    “咋？”
    “他心头不安逸王国君的。”
    “咋的？”
    “四清时，王国君参加清过他的帐。不过呢，他的那会计当得也确实恼火，根本就是一本糊涂帐。”
    “哦。那不是你带人去查的吗？”王海华问。
    “有很多事情你娃娃根本不懂。还有那个张丽英……”
    “咋的？”
    “张丽英生的那个娃娃就是王国君的。那年你还……忘了？”
    “哦……”他的脑壳里面亮堂了。王国君，你死定了！他暗暗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