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长谈

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
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
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
擅长言语（05），“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
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进只口头批示策
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
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
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
不用鲁语（06）。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
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
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07）。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
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08）。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聚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
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
；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
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
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09）；便是三个标准。不地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
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
（10）。——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
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说：“君子必辩。”（12）这些
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
不言”（14），“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
“生于上之不明”（15）。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
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地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
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
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
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
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
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
》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
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
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
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
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
《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
《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
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
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
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
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
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
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16）。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
览、六论，共有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
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
》，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
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
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
（17）。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辞”里留下
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
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
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
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
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
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
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理旬栩栩如
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系统的
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
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
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
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
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
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哲学作系统，并非逻
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
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
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定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
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19），这是说司马迁行
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
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20）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
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
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
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
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
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
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
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
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
韵。困皮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
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
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
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
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
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
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
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
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就说，用典入，有对偶、
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
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里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