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长谈

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
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
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的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
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
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
滋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
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
；他介绍的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
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
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
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
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
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
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
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4）。间接影响了
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
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
“故”或“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
《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
》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
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
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
《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地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
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
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象注
《庄子》，更是藉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
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
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
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
的克制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
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
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
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
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
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
只用来称“沈思翰藻”的作品。但“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
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
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
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
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
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
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科学家难以动众，
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
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
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
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
“传道，授业，解惑”的（26）。他实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
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
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距杨墨一样。当时佛、
老的势力极大，人孔子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27）。这自然足以惊动
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贡
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
《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先》所不收的经、子、
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
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
贼”（28），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9）；人阳在创造新语。
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
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0）：“气”就
是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
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言语时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
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
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塾的，都往这条路上走，
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
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
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
《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
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
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
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受难派主张
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是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
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
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
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
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31），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
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
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
却不曾有意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
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
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
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
《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
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32）；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33）。
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
（34），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
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陈词藻不着边际，便
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
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
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