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碎你好

袁晓晨一蹦三尺高，“我可没花过你一分钱！”
  说罢，袁晓晨自己却一下子泄了气，我知道，我们在本质上是一种人，自尊心强，虚荣心差，对物质生活容易满足，天生的穷命，因此无须多言，用不着再去争论什么事业了，反正这世上为这件事奔忙的人多的是，不是有一堆一堆的老总成天绞尽脑汁地想着把人云亦云的所谓好事儿往自己兜儿里装吗？我私下里总觉得那类人不是狂妄就是不自信，因此总想干点什么证明自己比别人重要，而我们两个在这一点上早就自抱自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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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初的一个早晨，我打牌回家，把从楼下买的四个小热包子往饭桌上一扔，走进洗手间，袁晓晨正在刷牙，从镜子里看到我，我也看到自己那张浮肿发绿的脸，不等我说什么，袁晓晨用牙刷一指我，满嘴吐着白沫儿说：“别理我！”
  我站在马桶边上小便，声音引得她转过脑袋探过头看我：“哟，可以呀，会自己撒尿啦，恭喜你。”
  “同喜同喜，你不是也会吗？”我嘻皮笑脸地说。
  “输了赢了？”
  “赢十块钱，省下来给你买了四个包子，去吃吧。”
  “你呢？”
  “我在楼下吃过了。”
  “你够会享受的，一定是还吃了豆腐脑儿！张嘴我看看。”她看了一眼，“牙缝里还带着黄花儿呢！混蛋！”
  “唉！苦战一夜，就换来一顿早点，生活真残酷！要不你也下去吃一碗？”
  “我哪儿来得及呀――今天第一天上班，我得赶紧走。”
  “换工作啦？”
  “啊。”说罢，她往自己脸上涂了点油，出了洗手间，站在桌子边三口两口吃了包子，又亲了我一口，用含有猪肉大葱的味道向我说了声“再见”，匆匆离去了。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具体是哪里不对劲，我也说上不来，我洗了个热水澡，然后上床睡去，眼一闭上，满天的扑克牌照例从天而降，忙得我理都理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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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一天起，袁晓晨便再没有跟我谈起过她的工作。
  我印象里，新工作叫她出差频繁，一个月中有一半时间在外地，这正好合了我的心愿，一种无牵无挂的感觉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写的书卖得不错，版税按时结清，像固
定工资一样可靠，还有一些零敲碎打的剧本活儿，想干就干，不想干就算，因此手头丝毫也不拮拘，又没有袁晓晨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于是夜生活变多，有时候还向刚认识的姑娘抱怨寒冬腊月，夜里孤枕难眠，总之，日子过得轻松而没心没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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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赌博生涯突然停止了，打牌突然间就打腻了，结束得像开始时那么快而一无痕迹，替代打牌的是酗酒，一般是一帮子人往酒吧一坐，就开始闲聊天，说着说着，就有人突然毫无理由地原地站起，桌子一拍，大叫一声：“来一瓶伏特加！”
  于是，酗酒开始。
  参与我们酗酒的还有一些姑娘，她们往往先从红酒喝起，不知不觉，红酒便换成烈酒，且越喝越多，酒多话就多，于是开始谈心，主题一般是两性关系，其中夹杂一些文学及电影，不过文学电影里讲的多半还是两性关系，于是话题就从两性关系，一直谈到两性关系，那段时间社会上突然流行起星座及算命，这是一个谈到两性关系的好角度，又迷信又胡说八道，和酒精配起来，可让谈话杂乱无章又滔滔不绝，加上看手相，最后变成搂搂抱抱，一个坐三个人的沙发硬能挤下五六个人，加上大家穿着表示礼貌的冬装，因此显得乱而不淫，其中以刚离了婚的老颓最具号召力，也不知因为姑娘们真心疼他还是假心疼他，总之，喜欢靠着他痛饮，说一些手机上短信息里都看不到的荤话，大家一起相互温暖，捱过漫漫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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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初时常接到袁晓晨的电话，她告诉我正在西安寒冷但热闹的街头吃羊肉串，或是在兰州热气腾腾的饭馆里豪放地吃牛头，或是在温暖宜人的三亚海边兜风，因为我往往身处酒吧，电话听不清楚，慢慢地也就不打了，只是回来前告诉我一声。上班族工作十分辛苦，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时间可供支配，雇员的一切被公司买断了，从生活方式一直到梦想。
  我隐隐记得袁晓晨说起过要自己分期付款买一套大房子，所以换成现在这份与进出口有关的工作，那是一份公关兼推销的差事，一旦谈成，提成很高，且年终还有分红，另外，她之所以干起这份工作，也许只是想让自己振作振作而已，对于她的想法，我很理解――年轻嘛，隔三差五地心中总会涌起一股子要挣钱的怒火，折腾折腾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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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把自己的生活与袁晓晨一对比，不由得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实在算不上是积极，我们同样奔波，同样疲倦，我为娱乐，为现在，而她为工作，为未来，我得出结论，她相信一种由时尚文化所勾勒出的物质丰富的未来，并相信其中包含着安全与快乐，我不相信，我曾经历过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日子，一居室换两居室，自行车换汽车，然而那种满意或不满完全是建立在与别人的对比上，无聊而市侩。我觉得未来就在我读过的那些书里写着，历史、命运、顺从与受挫，狂妄与毁灭，就在一个个墓地里深埋着，一捧灰烬，占很小的地方，顶上是一块写着一个名字的墓碑，那是一种远离尘世的未来，像是对一小块土地的命名，与清风明月做伴，与在宇宙里飘荡的地球共沉浮，想到那一个黑暗、凄凉而寂静的未来，我的雄心便化为颓废。对我来讲，人生除了新发现与善恶，似乎再无其他，对于新发现，我既无特别的能力，又缺乏因拥有青春激情所能享受到的新奇，对于善，我心怀感激，对于恶，我逆来顺受，还能怎样呢？
  好啦，这就是我拥有的一切：食物、住房和性。还有什么呢？一些酒醉后才露出的笑容，一些出丑后的欢欣鼓舞，一些世故而暧昧的忧伤，一些只能如此的浑浑噩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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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还有袁晓晨的笑容，她笑起来总是令我感动，就像她在替我高兴一样。
  一天夜里，我醉醺醺地回家，袁晓晨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的西北风声，边看电视边抱着半个西瓜在吃，我靠着她坐下，她把西瓜放到床下，用冰凉的勺子点一点我的鼻尖。
  “又跑外面人来疯去了吧？老大不小的人了，还那么迷恋夜不归宿，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年轻啊？”她说。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推开她的勺子，“哎，你晚上吃饭了吗？”
  “吃了，我用微波炉给自己做了一份咖喱鸡，还剩了一半，明天中午你可以热一热吃，可好吃了，看，我肚子都吃圆了。”说罢，掀开厚绒睡衣来让我看。
  我拉过她的双手，掰着她的一个个手指对她说，“这只小猪留在家，这只小猪去市场，这只小猪白水煮，这只小猪去红烧，这只小猪加盐烤，这只小猪归你吃，这只小猪归我吃，这只小猪留着吃，这只小猪给猫吃，这只小猪不许吃。”
  她兴高采烈地跟着我念，后来越念越快，加上口齿不清，我只听到她挥着手指大声叫嚷，“这只小猪去红烧！这只小猪去红烧！这只小猪归我吃！这只小猪归我吃！”
  “怎么都是红烧了归你吃啊？你都吃了，我吃什么？”
  “我吃吃吃，就吃就吃。”她像个孩子一样笑起来，又傻又可爱，嘴巴动一动，就像已经吃到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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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着袁晓晨剩下的咖喱鸡块，接到她从公司打来的电话，说是晚上直飞广州，要四天后才回来，据说要跑好几个地方，东莞、番禺什么的，“别趁我不在搞婚外恋，手机带在身边，我随时检查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
  “自由活动去吧。”她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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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我一个人去西单图书大厦闲逛，那是一个大得走不完的书城，逛了三个小时才接到书商宁伟壮的电话，告诉我他请吃晚饭，顺手跟我签一本随笔集的合同，于是我跑到长长的队伍后面排队付款，然后拎着一袋刚买的新书出了门，把书扔到汽车后备箱里。
  我开车来到位于东四的孔乙己，那是一个绍兴饭馆，一进门迎面会看到一个石膏制的鲁迅半身像，用以代替广东饭馆里的财神爷，事实上，这家饭馆吃的还真是鲁迅的名声，菜单上尽是些鲁迅小说里茴香豆之类的菜名，门槛很高，就跟是祥林嫂攒钱捐的似的，墙上还挂着一个绍兴的乌篷船，里面照例是人声鼎沸，杯盘狼藉，红火程度与广东、四川饭馆有一拼，坐在那里完全不在乎吃些什么，图的就是一个热闹。有一次，我有个不看书的朋友在这里喝多了与人打架，把鲁迅像给砸了，人家让他陪钱，还说他对鲁迅不尊重，我那朋友很吃惊，说：“哟，这是鲁迅呀，哥们儿还以为是孔乙己呢！你们这饭馆名是怎么起的？以后改成鲁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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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伟壮带一副老式厚眼镜，就像是谁往他眼睛上吐了两口吐沫似的，一口结结巴巴的浙江话，从他嘴里一说又像日语又像朝鲜语，听他说话完全是对耳朵的一种考验，不知别人什么感觉，反正我的耳朵随着他的口罗嗦语调不停地哆嗦，更可气的是，即使这样，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据我观察，宁伟壮长得有点怒不自威，像是偷吃化肥独自奋力长大的那一种人，我注意到，他有着一双看起人来直勾勾的狗眼，两根又粗又长的黑色鼻毛傲然伸出左右鼻腔以外，每当高声说话或谈笑时，他的鼻毛便随之颤抖不已，这使他的脸猛看起来很像一只凶恶的大昆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