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女生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一个严冬晚上穿过草坪时看见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在路边长椅上睡觉。那夜气温可不是一般的冷，他赶快跑回家抱了一条毯子来盖在这人的身上，就悄悄走开了--我身边的朋友许多都有这种人溺己溺、作"匿名雷锋"的经历。
  还有一次，也是冬天，我在接近半夜的时候从图书馆出来回宿舍，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黑人男子坐在路边黑暗处嚎啕大哭，声音极响。我先是本能地走开，不想多管闲事，赶快回宿舍睡觉吧！可是走了几步，听他哭得实在伤心，我想了想，觉得就这样走过去简直太麻木不仁了，于是又走回去，很谨慎地走近他，问："你为什么哭？你需要帮助吗？"
  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只是很伤心。我只是非常、非常地伤心。"
  我有些尴尬地站着，见他再没有下文了，又试着问他："你为什么伤心？哪里不舒服吗？是不是需要钱？"
  第35节：仍然照买不误
  "不不，我不要钱。（这倒是十分罕见！我忍不住更同情他起来）我只是非常，非常的伤心。"
  说罢，他不理我了，继续啼哭。我站了一会儿，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个人哭得如此凄惨，而我已经跟他搭话了，就这样走开好像也不太合适。但我帮不上他，只能在一边站着干着急，怎么办呢？听到他哭到伤心处，我不禁也鼻子一酸。
  就在这时，一名校警走过来，没有看我，只是大声问他："怎么又是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他仍是哭着说："我只是非常、非常伤心。"
  "起来起来，这里不许闲人停留。去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去。"
  他很顺从地站起来，走开了，一边还在哭着。远远地，听他在跟一个过路人说："我真的非常的伤心。"
  这件事让我不舒服了好长时间。
  跟朋友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分析说，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个精神病患者，我们是绝对帮不了他的，而那校警也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可是，我还是感到难过，为什么这些人在我们这样文明的社会里得不到应有的帮助？这个社会尽到它的责任了吗？我们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了吗？
  在耶鲁，不问这样的问题好像是不可能的。在饭厅里的餐桌上，我的朋友们时常有这样的争论：到底该不该把钱给这些无家可归者们，到底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帮助他们？
  "这些人都是好吃懒做的懒汉们，"一位朋友卓世华断言，"他们的贫穷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同情！"
  "给乞丐钱其实是害了他，"我的朋友斯蒂夫对我的施舍行为也很不以为然，"他们拿了钱不是去买毒品就是去酗酒，给他们的钱其实是把他们向深渊里更推一步。"
  更有人说："这些人的话不可信。他们大多根本不是无家可归者。"
  的确，这些无家可归者们也并不是人人都显得特别可怜，有的人虽然自称是无家可归者，可是衣着十分光鲜，脸上也丝毫没有菜色，让人对他们所说的半信半疑。
  可是这些观点在我的朋友们中是少数--耶鲁的大部分学生是左派，他们对社会公正有一份当仁不让的激情，对弱者贫民更有一份舍我其谁的责任。校园里各种帮助穷人、无家可归者的学生团体、组织着实不少，隔三岔五地举办活动。我不知道这些团体帮到了穷人的实处没有，但是这些活动是耶鲁的"课外课"，校园的乞丐就是我们不请自来的"社会老师"，或许我们比他们从中得到的收获更大？
  "你要一朵花吗？"
  如果你是耶鲁的学生，或许你不认识这所长春藤大学的校长，但是你一定认识她--耶鲁的"卖花姑娘"。
  我曾写过耶鲁校园中形形色色的乞丐们，这次就来讲讲耶鲁这位最著名的无家可归者。在耶鲁，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属于哪个学院，只要在耶鲁的校园里走过，就肯定跟这位"卖花姑娘"打过交道。《耶鲁每日新闻》称她为"耶鲁最容易认出的路人"，还把她的大名收入了每个新学年开始时为新生出版的"耶鲁辞典"。这位名叫安妮特的黑人妇女与"耶鲁-哈佛橄榄球赛"一样，是耶鲁著名的一景。
  "小妹妹，你要来一朵花吗？……这位兄弟，你想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吗？……我的朋友！今天怎么样呀？要不要来一朵花呀？一块钱一朵。"走在耶鲁校园中心的埃尔姆街上，隔着两条街就能听到她的大嗓门在热情地叫卖。她一般站在校园的中心要道埃尔姆与约克街的十字路口，手拿着一大篷生气勃勃的康乃馨向过路人们推销。
  有些人真的向她买花，大部分人摇摇头，她也并不纠缠，仍用同样的热情祝他们今天一天过得快乐。她似乎认识许多过路人，也有不少人停下来与她搭话，这在耶鲁的无家可归者中是很罕见的。耶鲁的乞丐们最大的抱怨之一就是没有人理会他们，没有人与他们平等地友好地交谈。大部分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或是把他们当成像路灯和路边长凳一样的物品，而不是一个有思想、有尊严的人。但安妮特似乎没有这个麻烦--在耶鲁这个大社区中，她有许多朋友。
  我在大一时就已经认识安妮特了。那时，她卖的不是康乃馨，而是小菊花，用普通白纸或者报纸包着，每朵只有一个25分硬币那么大，花瓣蔫蔫的，开得无精打采。纽黑文有许多路边的"社区花园"，我猜想她的花不知是从那个社区花园摘来的。那时，她没有什么固定的地点，每天出没在耶鲁校园内的街道中，穿着一件破旧的羽绒服，向过路人搭茬卖花。在我看来，所谓"卖花"，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乞讨。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安妮特的花很受欢迎，许多人都停下来买她的花，更多的人虽然不买花，可是仍然微笑着与她打招呼，这与耶鲁学生们对于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安妮特特别友好热情，给人暖乎乎的感觉吧？在校园内外所见的乞丐们一般都是灰头土脸，垂头丧气的，但安妮特永远是笑脸迎人。
  我的室友格蕾丝几乎每次碰见安妮特都会买一朵花，尽管每次都几乎是走开后就把花扔掉，但下一次仍然照买不误。
  "我愿意给钱给她，她不像其他的乞丐，她至少还在尝试着工作，并没有光指望别人施舍给她。我想鼓励这种行为。"格蕾丝告诉我。
  "我喜欢她向你说"你好"时的那种恳切。在耶鲁路上见到陌生人谁都不搭理谁，只有她向你说你好。"另一位朋友说。
  第36节：花是无辜的
  更有人坚持说："我就是喜欢她的花。"
  我终于相信，安妮特卖的花，原来真的是耶鲁学生们需要的一种服务。我也开始偶尔在她那里买一枝小花。
  慢慢地，我也成了熟悉安妮特的耶鲁学生之一。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安妮特1961年在纽黑文出生，曾经当过建筑工人、油漆工人和食品店的助理。她在耶鲁卖花已经快十年了。
  她从不避讳谈她自己的问题。她曾经吸毒，并且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除了卖花以外，她所有的工作时间都很短。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由于她自己无家可归，孩子由住在纽黑文，为耶鲁工作的父亲和继母抚养。
  "我有很多问题，可是我现在戒毒了，也在看心理医生。我不在意自己无家可归。耶鲁就是我的家，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天天都能见到。"安妮特说。
  大三那年的秋天，《耶鲁每日新闻》突然在头版登出大幅文章："安妮特不能卖花了"。原来，纽黑文的警察因为安妮特无执照卖花，已经多次将她逮捕，并且以"扰乱秩序"的罪名起诉她。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安妮特就得被关进监狱三个月。他们还警告她，如果她再无照卖花，就马上把她关进监狱里。
  卖花的执照要花两百元钱，安妮特负担不起，于是不能卖花了。没有花的安妮特没有了原来的笑脸，愁眉苦脸地站在路边，一边小声地向路人要钱，一边担心地回头望站在一旁注意她的警察。
  "其实我以前也就是在向人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的记者说，"但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
  "乞讨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全职工作，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如果有人向你讨钱，你可以给钱然后走开；但是我卖给你一朵花，你就可以与我交谈。花是无辜的，并且给我很多机会认识朋友。"
  文章登出以后，在耶鲁的社区中引起的反响是出乎我意料的，同窗们对安妮特的喜爱和关心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许多人写信给警察局和学校的报纸抗议，我的一位相当熟的同学在《耶鲁每日新闻》上登出了一篇评论，开场白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可能要入狱三个月。她的名字叫安妮特。"
  有人在来信中说："任何认识安妮特的人都知道她爱这个社区，而这个社区--除了警察以外--也爱她。"
  还有人说："没有她的花，耶鲁就不像以前那样温暖与友好了。"
  一位热心的耶鲁学生马上开始着手组织一场音乐会，入场的门票全部捐来给安妮特缴纳申请卖花执照的费用。许多耶鲁学生--包括我在内--给逮捕她的校警打电话或发去电子邮件，抗议他们对安妮特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在耶鲁校警总部门外的台阶上留下一朵小花――就是安妮特经常卖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