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漫话

《郑风·将仲子》是一位女子拒绝情人的诗：将仲子兮， 请求阿二听我讲，无逾我里， 别翻我家里弄墙，无折我树杞! 别攀我家祀树上。岂敢爱之， 难道我敢爱惜它？畏我父母。 怕我亲生爹和娘。仲可怀也， 阿二真真惹我想，父母之言， 只恨爹娘要责备，   
 亦可畏也！ 话儿可怕搅人肠！她在家庭、亲戚、舆论的干涉指责下，不得不沉痛地牺性自己的爱情，请求仲子不要再来找她。诗通过“呼告”的形式，刻划女主人公对不合理的礼教束缚与恋爱自由的可畏可怀的心理矛盾。《鄘风·柏舟》诗人说：泛彼柏舟， 飘飘荡荡拍木船，在彼中河。 飘到河中央。髧彼两髦， 额前垂发那青年，实堆我仪。 是我追求好对象。之死矢靡他！ 誓死不会变心肠1母也天只， 娘呀！天呀！不谅人只！ 不体谅我的心呀！这位少女是坚决的，她对礼教的代理人母亲干涉阻挠婚姻自由的行为表示强烈的反抗，誓言、呼告，表明了她在礼教的压迫下是宁折不弯的。《王风·大车》是一位女子寄给情人的诗，她爱上了一个穿毳衣坐大车的大夫，可是她为什么   
 害怕？为什么不敢私奔？《关雎》的“君子”，爱上了采荇菜的“淑女”，可是他为什么求之不得？《汉广》诗人爱上了汉水边的姑娘，可是他为什么“不可求思”？与这些可能都是当时青年男女恋爱结婚受到阶级限制的缘故，在阶级的鸿沟前面，他（她）们的爱情夭折了，只能在伤感的歌声中唱出心里的苦闷，赢得千古的同情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子即使结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男子有“出妻”的权利。《大戴礼·本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这样看起来，男子如果想停妻再娶，可以任意加给妻子一个罪名，赶她出去，那是合法的事。《诗经》中如《谷风》《氓》《中谷有蓷》《遵大路》等，正反映当时出妻的情况和弃妇的悲愤。《邶风·谷风》是一位弃妇诉苦的诗。朱熹说：“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这两句话颇切题旨。作者可能是一位渔妇，她的丈夫原来是一个贫穷的农民。由于两口子的努力劳动，“既生既育”，生活慢慢好起来。物质生活的变化，使这个男子心也变了，于是便“燕尔新婚”（停妻再娶）、“比予于毒”（你比我象毒物似   
 的）了。作者用农村的景物，家庭的琐事，对比、说理的手法，叙述了他们夫妇俩爱情的变化过程，从而衬托出一位被压迫被奴役的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形象，也衬托出一个阴险粗暴、得新忘旧的负心汉。这是旧社会活生生的两个典型形象。象这样出妻的事，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卫风·氓》也是一首弃妇之词，诗人悔恨地叙述她和“氓”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过程。但地并不徘徊留恋，抱着“也就算了吧”的决绝态度，性格比较坚强，不象《谷风》诗人临走时还“行道迟迟”地依依不舍。她追叙未嫁时说：匪我愆期， 不是我愿失前约，子无良媒。 等你好媒合礼仪。尔卜尔筮， 你快回去求占卜，体无咎言。 卦没坏话求神帮。她意识到当时结婚不通过媒人和卜筮的合法手续是不行的。当她带着自已的财产嫁到氓家以   
 后遭遇是怎么样呢？三岁为妇， 和你结婚多年来，靡室劳突。 我把家事一手挑，夙兴夜寐， 早起晚睡勤劳动，靡有朝矣。 累死累活非一期。言既遂矣， 婚后生活既安定，至于暴矣。 打我骂我真疾暴。兄弟不知， 兄弟不知我处境，咥其笑矣。 见我回家哈哈笑。经济好转，年老色衰，她就要被虐被弃了。她孤苦无告，甚至连自己的兄弟都不了解她。在这种不合理的待遇面前，她愤怒地诉说女也不爽， 我是妇女没过错，士贰其行。 男人行为大差劲。士也罔极， 男人胡搞没定准，二三其德。 前后不一坏德行。她悲痛地告诫少女们说：  
 于嗟女兮！ 唉呀年轻姑娘们，无与士耽。 见了男人别胡缠。士之耽兮， 男人胡缠女人呵，狄可说也； 说甩就甩他有权；女之耽兮， 女人胡缠男人呵，不可说也。 撒手摆脱难上难。这些，都牵涉到旧社会的本质问题，她的眼光确实很尖锐，真可说是当时头脑清醒的一位女子。其他如《中谷有蓷》的作者，因为被男人抛弃，毫无办法，只好眼泪汪汪地悲泣。《遵大路》的作者，在路上拉着丈夫衣袖，恳求丈夫回家，不要嫌她丑，要念旧情。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两首诗，同样反映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被迫害与无自主权的现象。正因为如此这些诗也往往遭到封建文人的歪曲，如对于《氓》，朱熹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他骂《氓》诗人为“淫妇”，但是并不能消除人们对这位妇女的同情，反而暴露出自己封建卫道士的面目来。  
 六 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后的诗歌西周在文、武、成、康时代，史称盛世。实际上是由于武王灭商后，让人民有私田有农具，变奴隶为农奴，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阶级矛盾暂时缓和罢了。其后从昭、穆至夷王，在政治上虽没有新的措施，但尚能维持旧的局面。传至厉王，暴虐无道，任用巫教僧侣去控制人民的言论，任用贪污的荣夷公，残酷地搜刮民财，因此上下离心，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引起了国人的反叛，即史所谓“彘之乱”，厉王逃亡而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激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这时产生了一些政治讽刺诗。厉王的儿子宣王即位，内修政治，外定边患，史称中兴，产生了一些平定四夷的史诗。幽王继立，增赋税，宠褒似，任小人，也是一个大昏君。这时政治黑暗到极点，终于身为犬戎所杀，而西周的统一局面，从此结束。接着就是诸侯互相兼并，周天子名存实亡的东周时代了。幽王时也产生了一些政治讽刘诗。这些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诗多编在《二雅》里。它们的作者，多半是统治阶级  
 内部受压抑的人物。统治阶级内部，为了田产而发生争讼是常有的事，《小雅·节南山》是幽王时大夫家父讽刺太师尹氏执政不平，任用小人的诗。但《齐诗》说：“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无）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可见《节南山》写作的真正动机是为了“争田之讼”。《小雅·何人斯》是卿大夫的绝交诗，作者苏公大骂暴公用心险恶，反复无常。是什么事引起苏公发这么大的脾气呢？根据古书记载，二人结怨的根源还是在争田。《大雅·瞻卬》作者讽刺幽王说：人有土田， 人家的土地，女反有之。 你反占有它。人有民人， 人家的人民，女复夺之。 你反强夺他。这就反映了贵族间争田夺人民的事实。《十月之交》的作者，更是咒骂皇父毁坏他的房屋，损伤他的田产，怨恨争田的情绪滋于言表。   
 除了土地外，统治阶级内部还常为争夺政权而发生激烈的争斗。前面说过，房王是一个暴虐而又贪财的人，与民争利，被国人毁谤，后来又被赶掉，这是人民与国人联合推翻统治者的革命.这次革命的情况，《史记·周本纪》记载道：“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国人其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清匿召公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在这次大暴动中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以周公、召公为首的共和政府，《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一个是以共伯和为首的共和政府，《竹书纪年》：“厉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即于王位。”《庄子·让王篇》：“故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乎共首。”郭象注：“共伯者，周王之孙也。怀道抱德，食封于共。厉王之难，诸侯立之。宣王立，乃废。立之不喜，废之不怒。”两派相争的结果，周、召派最后成功，宣王继位。《大雅·桑柔》即反映这时社会情况，以及两派政权的彼此对立。朱熹说得好：“此诗之作，不知的在何时。其言‘灭我立王’，则疑在共和之后也。”朱熹依据诗的内容，打破“厉王时芮良夫谏不听，作《桑   
 柔》”的旧说，断定它是共和后的作品，是比较正确的。据《吕氏春伙》知道共伯和是当时人民所爱戴的国君。《慎人篇》说：“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纪，而天下皆来请矣。”这种情况，《桑柔》诗中亦有反映：维此惠君， 这位顺理的君主，民人所瞻。 他为人民所瞻仰。秉心宣犹， 心地光明懂道理，考慎其相。 慎重考虑用事相。维彼不顺， 那位净理的君主，自独俾臧。 吃好穿好享受忙。自有肺肠， 别有一副怪心肠，俾民卒狂。 使民迷惑象发狂。………诗中赞美共伯和为“惠君”、“圣人”、“良人”，斥责周、召政府为“不顺”、“愚人”‘忍心”，可见当时两个共和政府斗争的剧烈了。据魏源《诗古微》考证，知道共伯和就是“凡伯”，共国古在卫国的地方，内有共山和凡城，故共伯又称凡伯。退位后，仍归老于凡。他在即位前，曾作《板》诗   
 劝告同僚，攻击厉王争权夺利的结果，必然造成统治阶级内部贫富悬殊和劳逸不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