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感怀 境由心造

 
  “恩”是一定要“感”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感谢上苍从远古至今延续了我们的家族；感谢我们的父母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并走到一起；感谢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一切帮助过我们的人们；我们还应该感谢谁？ 
  那就是我们自己！ 
  试想，无论你的祖先是谁，无论他们是不可一世的帝王，富甲一方的贵族，还是地位卑微的庶人，只要那延绵繁衍的枝蔓有一处折断，你就只能是冥冥中的一粒尘埃，永远不可能成为人类；无论你的父母是包办还是自由，他们的婚姻生活幸福、平淡、还是不幸，只要他们不曾互相拥有，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被缔造、被孕育，哪怕稍有一点点偏差，我们就会错过横空出世的机会，永远不可能诞生。 
  而这个机会——形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这一次。 
  为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我们还是一个小小的细胞、带着不可改变的遗传基因、毫无感知地渐渐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出类拔萃；我们必须健康、活泼、拥有最快的速度和顽强的生命力，才能在与亿万同类的竞争中获得成功；为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必须适应母体的环境、不断汲取营养，长成一个正常的胎儿。 
  从受孕到诞生，从婴孩到成人，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我们的父母有了一个不同于他们其他子女的宝贝；意味着大千世界会出现了一个对别人无足轻重、对我们自己和家人无比重要的草根；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在特定时代、特定时刻和特定场合相识、相知其他同类，织造出我们自己的人际网络。 
  物以类聚，人与群居。在这一生中，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掌握什么样的技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结识什么样的朋友，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取决于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的兴趣爱好和情感的内省。 
  人生百年，弹指一挥间。无论功成名就也好，碌碌无为也好，我们都要感谢自己，感谢我们在不能把握历史、不能把握社会的局限下，把握了我们的出生，把握了我们的成长，把握了我们的生存，把握了我们的命运。正如《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迪埃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感谢自己，也是一种感恩。   
  夯 歌   
  又想起那段曾经拂扰我心灵的旋律和与它相伴的日子，竟在舞厅里。那天，应友人之邀，难得地舍出整整一个晚上，只想领略一番读书以外的怡悦。 
  舞厅不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尽管我很迷恋那种用身体表达情感的韵律与展放。平时，我喜欢把时间揉碎，一小块一小块地消磨在书桌旁，品嚼别人的文字，也炮制自己的文字。只有实在禁不住诱惑的时候，才偶尔进一次舞厅。 
  小号和萨克斯像一对互诉衷肠的恋人，缠缠绵绵地吹奏着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中那段脍炙人口的乐曲，令人怦然心动。 
  我只会一种舞步，还不熟练。舞伴却十分出色，一个快而稳健的旋转，把我卷进舞池，便觉得如梦如痴了。跳舞的最大妙处是可以让思绪心猿意马，随着音乐而沉浮。下意识地和着节拍，脚下却迟迟疑疑，走得格外夹生。在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觉中，好像赤足踩着柔软酥香的泥土，心中涌起一串飘忽不定的音符。 
  那是一段久远、空旷、质朴而又沉重的旋律，从天地间传来，朦朦胧胧的。 
  一曲终了。舞伴问：“怎么，你的情绪，漫游到哪儿去了？”“对不起。”我说，有点儿心不在焉地。音乐再次响起，耳边乐声绵绵，心中却掀起波澜。 
  我的注意力还是不能集中。仿佛又走在了千山万壑中，头顶是深邃悠远的蓝天，脚下是坚实浑厚的黄土。鞋跟轻轻滑过光洁的地面，蓝色的华尔兹在流光溢彩中旋转，与心中的浑厚和凝重交融，于是，我捕捉到了那段潜藏在心底的旋律，一首拙朴、亢奋的夯歌。 
  当年我插队的小山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伞头”。所谓伞头，就是陕北大秧歌的领舞者。据说，传唱《东方红》的李有源就是一个出色的伞头。村里那位伞头好嗓子，好人才，好心地。他教我们学会了一首无词的歌，“嗨呦呦嗬嗬嗨呦，嗨-呦嗬呦嗬……”,那是在打夯，抬石头，干重体力活儿时唱的劳动号子。 
  第一次听到它时，我简直不能相信，世界上竟有这样壮美、放达而又凄婉的歌，曲调古老、简洁，歌词虚无，却意味深长。它在诉说什么？开天辟地的盘古？还是炼石补天的女娲？亦或是矢志填海的精卫? 
  人类的第一声引吭，讴歌的是创造了人类的劳动。 
  讴歌劳动的夯歌似乎容易使人伤感，却也容易使人在伤感中振作。粗糙的杠木压在纤弱的肩上，坚韧的麻蝇嵌进细润的肌肤。当我们蹲下去扶着同伴的肩，紧咬牙关，双腿颤抖着奋力站起来的时候，伞头便长吼一声“抬起来啰！”接着，一声号子震天动地。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沉重。 
  歌声中，人们的精气聚敛在一起，步调一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那种能移山填海的力量，像胎儿在母腹中的躁动，像车轮在铁轨上的轰鸣，像火箭在卫星基地的腾空，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像一切奇迹的源泉。 
  记得有一年发洪水，我们断粮了。一碗黄豆，一捧大米，我们十几个人竟坚持了整整三天。一次我孤身与狼邂遇在山里，周旋半日竟奇迹般地生还。老乡说我命硬，我说那是我命重啊。 
  沉重，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生活的磨难，使我们的血液中被浸入了一份苍凉的责任，又有一丝不堪重负的潸然，它承载着无以释去的生命之重，伴我们兢兢业业地感受生活。尽管在情绪浮躁的时侯也会到舞厅去寻找轻松的感觉，但是，即使逍遥在歌舞升平中，那种承重之感也无法离我而去。 
  我们这一代，注定要终生负重，就像那首虚无古朴的夯歌。   
  叩问人性(1)   
  想写这个题目，有赖于我当过知青、穿过警服，并从医多年的经历。回忆这段经历，需要把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下半叶。 
  和许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一样，我曾经狂热地向往国防绿。比大多数知青幸运，我只插队两年，因一次额外招工进了“公检法”，虽然没有马上穿上军装，也算圆了当兵的梦——那时的警服和空军服相似，仅以帽檐上是国徽而非红星为区别。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顶戴国徽似乎更为神圣。 
  于是，十八岁那年，我的头顶被国徽照耀着，走进了一面后来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高墙。 
  那墙里其实是一所医院，但因有着高墙电网和森严岗楼而与众不同。 
  我的警服外面罩着白大衣的警医生涯，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多年，其中虽有几年在外学习，但我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却始终没有脱离这一特定环境。 
  一 
  大墙里的医院也是医院，也有内科、外科、手术室等；唯一的不同是，它独一无二地设有一个叫做“管教科”的机构。 
  我对人性最初的叩问，就是从管教科一摞摞卷宗开始的。 
  管教科长是一个瘦小精干、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姓吴，陕南人，复转兵，文化不高。他偶然发现我是一个精力过盛的无事忙，能写又快又整齐的钢笔字，便认定奇货可居，像对待任何可以无偿利用的警力资源一样，我被他开发成了管教科的编外秘书。吴科长非常精明，管人很有一套。“没有人天生甘心失败，‘号子’里也得争高低。”这是他能够有效管理服刑人员的全部理论基础。 
  在这里，住院的病人被称为“病犯”。一样的体温脉搏单，一样的病历首页，一样的病程记录，只是所有的病历夹里，都有一页案情记录。另有服刑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从事同样的专业，但身份和待遇与我们截然不同。 
  高墙里面是一个小社会。几乎社会上所有的行当，里面都具备。可以这么说，在外边干什么，进来大多还干什么，比如工人开机器，农民耕种或烧砖坯，医生看病，教师授课；还有理发的、钉鞋的、修表的以及裁缝、大厨，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当时他们穿的服装用两种不同颜色缝制，裤腿一红一蓝，上衣中分，泾渭分明，号称“阴阳服”。 
  他们称我们为“政府”。当我第一次被人在姓后边贯以“政府”，有了一个听起来陌生、古怪的称谓时，曾极其不知所措。 
  最初，我很戒备他们，内心有一种深深的鄙视、警惕和恐惧。 
  因为工作，渐渐和他们熟悉，知道了许多人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比后来某些媒体制造的心灵独白什么的，不知道怪诞和离奇多少倍，它们更真实、沉重和不可思议。二十多年里，每一个来做检查或者治疗的服刑病人，都有机会等待我对他们病史、家族史的询问，而这种询问，很自然就会转到诸如“你怎么进来的”这类话题中。粗算起来，与我谈过话的病犯，应该不少于上千人次。至于与那些在医院工作的服刑医生、护士和刑满释放留院就业人员，接触、交谈的机会就更多。 
  被长期监管的人，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喋喋不休，要么沉默不语；碰上前者，我多半洗耳恭听；碰上后者只好循循善诱，后来我便落下了热爱说话和好为人师的毛病。